在電話裏，或在給我的信中，燕郊先生也都常有品評人物的時候，對我們共同的熟人，直率地表示他的看法。他青年時代當過兵，經受過民族戰爭的洗禮，身上有一股詩人所沒有的革命氣質，偶爾還流露出某種優越感。他看不起那些純藝術家，那些遠離時代漩渦的詩人、作家和學者，雖然私下裏他是那麼看重藝術本身。在依然保存下來的少數幾封信裏，他表白說，他一向不喜歡朱光潛，理由是從前“生吞克羅齊”，後來因為形勢不同，又轉而“活剝馬克思”。他對沈從文、李健吾當年批評左翼作家很反感，認為“那時左翼正走上成熟”，那樣一批青年作家是叛逆的、有為的、優秀的。為此，信中連帶批評了眼下文壇的“一股遺老遺少氣”，胡亂吹捧“大師”的風氣；對於“追捧”胡蘭成乃至於後來的變節人物，更為他所不齒。
知人論世，燕郊先生未必都是準確的。但是看得出來，他看重道德甚於文章，其實道德也是一種美。對完美事物的要求，會使一個人的嚴肅的態度近於苛刻。燕郊先生不趨奉官僚，也不迎合時流，隻是惟日孜孜弄他的文字。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是前瞻的，寫作是激進的，做人卻是保守的。所謂保守，除了安於清貧，淡泊名利，在人際交往方麵，仍然是古典的君子風，純淨如水。文壇上滿眼猴子般的上躥下跳，拉幫結夥，回頭看燕郊先生，實在算得上珍稀動物，是別一個世界裏的人。
在詩人中，燕郊先生是我所見的少有的一位醉心於出版者。
青年時，他便開始編刊物。晚年編事更繁，他主編的《世界現代詩壇》、《詩苑譯林》、《散文譯叢》等叢書，出書統共不下百種。我負責出版的一套散文詩譯叢，其實也是他組織的。我要他任主編，他非要拉我一起掛名不可，我不同意，他也就堅辭不受。讀者在叢書中所看到的隻是一篇序言，其實作序之外，策劃選題，聯絡作者，審閱書稿，他是做了許多瑣碎的工作的。
我們之間，通信多談編輯出版的事。我初到廣州日報大洋編譯室做事，即向他報告工作的性質，並就舊籍重版問題請教於他，數天之後，他便來信給我開具一份幾頁紙的長長的書單，而且分門別類，附加了不少建議。我知道，這份熱忱，包含著他對詩，對文化，對真理和教育的本能的摯愛，不僅僅出於私誼，且出於他對於社會的一貫的使命感。
燕郊先生最後一封信寫於去年年底，也是關於出版的。信中說：
想起一件事，明年（2008）是拜倫誕生二百二十周年，有個想法，何不趁此紀念一下，借此張煌魯迅先生《摩羅詩力說》，對目前迷茫中的詩歌界，應該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詩壇現況如此，有一大半是環境造成的，不但詩壇如此，整個知識界都如此。登高一呼，我們無此能力，但敲敲邊鼓，應該可以的吧。我建議此間出版社印些相關的書，報刊組織些文章。但人微言輕，沒有所謂的“話語權”，怕不會有什麼用處，倒是覺得青年朋友中，或許可能有些回應。寫了信給黃禮孩，提了些建議，不過他們恐怕也很少往這一方麵想，反正試試看，他們有個《詩歌與人》，還有《中西詩歌》，後者篇幅很大，很熱鬧，似乎太熱鬧了，現在“民間詩刊”都這個毛病，和我們的意見很難一致。便中，如你以為這事還值得說說，也跟他說一說，可好？
此刻，在這個熱鬧的世界上，不會再有人想到過氣的拜倫。燕郊先生的設想，該是在寂寞中做的一個好夢罷了。
而今，連這個有著繆斯情結的做夢的人也走遠了！
拜倫的自由不羈的、灼熱的靈魂，想必在一生中陪伴著他，給了他鼓舞。燕郊先生呼喚多位一體，呼喚生生精氣，從來不曾想到終結，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曾想到終結。“終於結束了，再開始吧”——在詩人那裏，世界是一體的，工作是一體的；自由、生命、詩與美，本來是同一個詞。
200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