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身世 5.我的同學蕭紅
劉俊民 講述 何 宏 整理
五十多年前，我從賓縣考入坐落於哈爾濱市南崗區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編入第四班，與張迺瑩(蕭紅原名)、沈玉賢(哈爾濱市兆麟小學副校長)是同班同學。有人說蕭紅沒有畢業，被開除了，甚至被寫入電影腳本，這是不對的。我們三個人都畢業了，而且還拍過畢業照片，可惜這些照片誰也沒有保存下來，不過，沈玉賢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第四班的稱謂，並不是本年級的第四班，而是全校班級的統一編排順序。我們班是學英語的，開始時，有四十左右人，除蕭紅、沈玉賢外，我記得還有花旗銀行買辦的女兒遲伯昌，督辦的兩個女兒……因為都是女學生，往往等不到畢業，就結婚了，所以畢業時僅剩二十多人了。
張迺瑩中等身材，圓圓的大臉盤，濃濃的黑頭發，兩個很粗很粗的大辮子，墜得她仰著臉，白晰的臉上，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靜，平時不太愛說話，她不僅和我住一個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後桌。上課時，她常常捧著小說偷偷地讀，有時老師走到身邊，她還不知道，於是，小說被沒收了，她被批評一頓。有時，甚至被叫到校長室，再批評一頓。
在她讀初中的三年裏，可能把校圖書館中的魯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讀遍了。當時校圖書館由美術老師高仰山(號高昆)兼管，他不僅借給蕭紅許多書，給她講過許多文藝知識和革命道理，而且還教過蕭紅繪畫。蕭紅雖然不是沈玉賢、王麗穎她們那個學生美術小組的成員，卻也十分喜歡繪畫。一次蕭紅在校園畫寫生，被高老師發現了，於是，蕭紅便被列入重點培養對象之一。後來，蕭紅能為自己的書做封麵設計，正是高老師值得欣慰的。
雖然，蕭紅平素不愛說話，卻好打抱不平。記得我們讀二年級時，一天，夥食委員任淑珍(她是五班的)和另外一個同學買菜回來晚了，讓二師傅給炸饅頭片、炒白菜，引起大家議論紛紛。於是，蕭紅寫了一首打油詩，放到任淑珍吃飯的桌子上(當時每人吃飯都有固定的桌子)。第二天，吃飯時，任淑珍看見了，大發脾氣，蕭紅端著飯碗走過去，拿起詩稿看了一下，一本正經地說：“是寫得有些過火，不過，假若沒有這事，她就不會寫了。”我們見了她的惡作劇，隻好偷偷地笑。那首打油詩，大概是：“任夥食長真叫饞，出去買菜回來晚，還吃油炸饅頭片，大夥便宜不該占。”
讀初一時，張迺瑩家裏便給她訂了親，男方是哈市顧方屯的汪家，未婚夫汪恩甲，是濱江小學的教員(其兄汪大澄是該校校長)，同時讀法大夜校。他還來過我們女中，迺瑩還給他織過毛衣。讀初二時，他父親死了，迺瑩還去他家給未過門的公公吊孝。後來，迺瑩發現他吸大煙，才討厭他。
1929年，為邊境之爭，統治東北的奉係軍閥與蘇聯發生一場小規模的戰爭，很快便以中國失敗告終。我們這些青年女學生，出於愛國熱情，為陣亡將士家屬募捐，做了一些小蘭花，到馬路上，給過往行人(當然要選擇比較富裕一些的)戴上，然後他給一些錢，這種活動叫配花。我和迺瑩在一組，最多時，一天能募一百多元。由於我和蕭紅住同一宿舍，所有的社會活動，我倆總是在一起的，而且我們非常要好，什麼心裏話都互相傾吐。駱賓基的《蕭紅小傳》中說，沈玉賢與蕭紅同住一宿舍，是不對的，因為沈玉賢當時家住哈爾濱市偏臉子(今道裏區)，根本不住宿(她上高中後才住宿，那時蕭紅已離開女中了)，可能當年蕭紅病臥香港說錯了，或者駱賓基記錯了，因為當年與蕭紅住一宿舍又很要好的，恐怕隻有我了。
另一次學生運動，便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修建五條鐵路了。當時的女中校長孔煥書（蕭紅給她起個外號叫孔大包牙），被迫同意女中學生參加遊行，她讓一中和二中的學生代表給嚇壞了。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彙成浩浩蕩蕩的人流，首先奔向東省特別區長官公署（今南崗民益街）請願，然後轉向道裏外交特派員兼濱江道尹蔡運升家（今哈市市委側門），要求他出來解答問題，“打倒賣國賊蔡運升！”“反對日本強修五路！”口號響徹雲天，蔡運升從後門逃走。當時，天色已晚，臨時決定解散，第二天繼續遊行示威。次日，我們在許公路二中門前操場集會，學聯代表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講，使我們明確了抗日鬥爭的偉大意義。遊行示威開始了，一排八人手拉手。口號此起彼伏，傳單從我們手中撒向人群……當隊伍走到西門臉（今新聞電影院正陽街一帶），與前來阻擋的警察發生了衝突，子彈射向天空，水龍頭射向學生，但隊伍在繼續前進。蕭紅在這次運動中，表現得很勇敢。還如她在《一條鐵路底完成》一文中說的：“那時候，我覺得我是站在這幾千人之中，我的腳步，我覺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東西，已經都變成了嚴肅的東西，無論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經落了葉的街樹，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喊聲中了。”“組織宣傳隊的時候，我站過去，我說我願意宣傳。別人都是被推舉的，而我是自告奮勇的。於是我就站在雪花裏開始讀著已經得到的傳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