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身世 11.“牽牛房”憶舊
袁時潔
作者介紹：袁時潔同誌是黑龍江省愛輝縣人，少年喪父，稍長考入哈爾濱女一中附屬師範學校。後與黃之明結婚，新居之室謂之“牽牛房”。1937年她隻身投奔延安參加革命。1938年在抗日軍政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抗大”畢業後，被分配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工作，後到白區工作。解放後一直在北京民航總局工作。
“……奇她們已經安定下來了吧？兩三年的工夫，就都兵慌馬亂起來了，牽牛房的那些朋友們，都東流西散了。”這是蕭紅1936年11月2日由日本東京寄給上海三郎信中的一段話。信中的“奇”，就是指的我。我當時名淑奇。時光流去四十多年，現在，由我來回顧“牽牛房”那段令人難忘的往事。
“牽牛房”的主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沈陽，當年年底進入哈爾濱。當時我是哈爾濱女一中附屬師範的學生。“九一八”的炮聲促成我與愛人黃之明結了婚，住在哈爾濱新城大街（今尚誌大街）的一個大院內。大院的深處有木工作坊和一些職工家屬宿舍，我們家靠近大院大門附近。房子寬大，窗門向南，屋內客廳、住室、書房、廚房、廁所等俱全。我同老黃住客廳的西麵，隔成兩間的寢室裏。客廳的正南麵有兩個大窗戶，窗戶中間放著一個大寫字台，上麵放些文房四寶，多是畫具等。客廳的正中央安放著一張方桌，桌麵上鋪蓋著和室內顏色調和的帶深淺方格子花紋漆布，桌子四周放有六七把椅子。這所房子正麵的門窗迎著過往出入大院的人們，我們感到這對來往的朋友們聚會的時候很不方便，我們就在窗前種了許多牽牛花，這樣一來，我們的房舍不僅裝飾得美觀，也達到了可以遮擋過往行人向室內張望的視線。
牽牛花盛開了。一天，老黃下班回家，看著粉白色、紅白色和紫裏襯白的牽牛花，爬滿了所有的窗子和風鬥門，老黃興致勃勃地建議：“把我們這個房子叫‘牽牛房’吧！”大家聽了，高興地拍著手說：“好哇好哇，對啦，你就當這房子的老黃牛。”老黃聽了美滋滋地笑著：“這個命名我倒滿意。”後來，凡是來我們家串門的或聚會的朋友們，都得了沾“牛”字兒的外號，如“胖牛”，“瘦牛”，“傻牛”等等。“牽牛房”就成為當時有進步傾向的青年們聚會和活動的地方。
“牽牛房”的客人
來“牽牛房”的人們，有作家、有詩人、有畫家、有職員、有教師和學生等。
常聚在“牽牛房”的人們，起碼都具有著愛國主義思想，有著希望中國共產黨將來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一個革命的新社會的向往，渴望著中國共產黨迅速喚起全國人民覺悟起來抗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中國去……大家都明白，隻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徹底翻身做主人的日子的出現。在“牽牛房”裏，有的實際就做著秘密抗日工作，宣傳著共產黨領導“東山裏”抗日遊擊隊的勝利，宣傳著抗日遊擊隊的勝利消息，主要是工人和學生援助抗日和參加抗日的消息，宣傳著中國共產黨反圍剿勝利的消息。
當時，來“牽牛房”的三郎（蕭軍）和悄吟（蕭紅），算是“職業作家”。他倆在物質生活上是一貧如洗，常常餓著肚子。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蕭軍的名字上了黑名冊，但仍秘密地寫著《八月的鄉村》；蕭紅寫著《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等小說，稿酬微薄，他倆頑強地、不懈勁地向惡劣環境搏鬥，大家稱他們是硬骨頭。常來“牽牛房”的朋友，還有白朗、羅烽、舒群等。這些人，是我的啟蒙老師，又是一起學俄文的同學。當時我的年齡是17歲，蕭紅給我起名叫“小蒙古”。我思想是簡單的，頭腦是單純的，唯獨接觸了這些老師，我學習不少革命道理，並閱讀了他們帶來的不少進步書刊，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祝福》、高爾基的《母親》、史沫特萊的《大地的女兒》等等。悄吟對我說：“一個女人要想翻身，必須自己站起來，參與革命事業，不給男人當‘文明棍’，不給男人當‘巴兒狗’。”由於“牽牛房”的朋友們的啟迪和影響，使我這個無娘的受苦人，後來竟毅然舍掉了所謂小家庭的幸福，舍下了獨生女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奔了延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