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婚戀 6.蕭紅在北京的時候
李潔吾
30年代，蕭紅曾三次來過北京，我都和她接觸過。這三次的接觸雖然總共不到半年的時間，然而她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極為深刻的，不會忘記的。
她，不輕易談笑，不輕易談自己，也不輕易暴露自己的內心；
她的麵部表情總是很冷漠的，但又現出一點天真和稚氣；
她的眉宇間，時常流露出東北姑娘所特有的那種剛烈、豪爽的氣概，給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莊嚴感；
她有時也笑，笑得是那樣爽朗，可是當別人的笑聲還在抑製不住的時候，她卻突然地止住了，再看時，她的腦子似乎又被別的東西所占據而進入了沉思；她走路很快，說到哪裏去，拔腿就走；
她走路總愛搶在同行人的前麵，一直走去，從不回頭，經常使我們落在後邊的人，望著她的背影，看她走路的樣子發笑；
她沒有一點嬌柔作態的女人氣，總是以一個“大”的姿態和別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她的感情豐富而深沉，思想銳敏並有獨立的見解；
她富於理想，耽於幻想，總好像時時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還有些任性。這，大概就是她的弱點吧！
相識——1930年暑假
在哈爾濱道外區，有一所教會學校，名“三育中學”，我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那裏度過的。
徐長鴻，是我最要好的同學。他的母親，是位賢惠、熱情而慈祥的人，在他的家庭裏我感到了溫暖和愉快，無拘無束如同在自己的家裏一樣，因此，也就把小徐的家當成了我的家。
1929年，我雖然已經在北京讀書了，但是每年寒、暑兩個假期總是先要回到哈爾濱，在小徐家住上些天。我們一同去鬆花江上劃劃小船，再把小船兒底朝天地翻過來，給它也洗個水澡！到太陽島上去野餐，到江濱浴場趴在沙灘上曬曬太陽，飽睡它一覺！醒來，喝瓶格瓦斯，吃幾個列巴圈、俄式油炸包……然後，我才回通河家鄉去看望母親……
陸振舜，也是我在“三育中學”時的同學。1930年的暑假前夕，他也來到北京求學。在我臨行前，他囑托說：“我有個表妹在哈爾濱讀書，她很想到北京來上學，你如果到長鴻家去，可能會碰到她，就把北京的情況和她說說吧……”
到了哈爾濱後的兩三天，一天中午，正要吃飯的時候，忽然從外麵進來一位女學生樣的年輕姑娘：她剪著整整齊齊的短發，大大的眼睛特別有神，穿著白褂青裙，白襪青布鞋，行動敏捷，舉止大方……徐伯母上前招呼著她，她也很熱情地稱呼著徐伯母長、徐伯母短的，看起來這個姑娘並不是“外人”。在她們倆親熱地交談之後，徐伯母便向我介紹說：“她就是陸振舜的表妹——張迺瑩。”我一邊點著頭，一邊請她坐下來談話。此時，徐伯母邀她一同吃午飯，她卻很客氣地說：“吃過了，我已經吃過飯了。”
“那就再少吃一點吧。”徐伯母又讓著她。
“好，那就再吃一點兒。”張迺瑩沒再推辭，端起碗，我們就邊吃邊談起來……她給我的第一麵印象確實不錯，性格是那樣的灑灑脫脫，爽朗而響快。
飯後，徐伯母對長鴻說：“下午沒什麼事兒，你們去看個電影吧。”隨後，她就把錢交到了長鴻手裏。我們仨高高興興地離開家，來到離徐家不遠的一家很有名氣的影院——馬迭爾影院——買了票，在影院的最後一排各自隨便找個座位坐了下來。
那天上映的片名叫什麼？是哪國影片？故事情節如何？主演是誰？……如今是一點印象也回憶不起來了。因為那天從吃午飯的時候起，張迺瑩就開始向我詢問著北京的情況了，特別是學校裏學生們的情況。走在路上她也在問，坐到了電影院裏她還在問，一直到電影散場了，她的問題多得還沒問完。我就根據自己所知道的情況，盡量地介紹給她聽。比如：北京有哪些較好的學校（特別是中學）；學生們的一般思想狀況如何；有哪些類型的學生；有些什麼樣的社會活動；因為那個時期，我參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愛國進步組織，經常能夠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對北京學生界的狀況和動態了解的就比較多一些。就這樣，她問我答地說著說著，一場電影幾乎一點也沒看！在我們分手的時候，得知她不久將去北京讀書了。過了兩天，我也就買好歸鄉的船票，離開了哈爾濱。
蕭紅第一次到北京——1930年暑假之後
9月初，當我再次回到北京之時，張迺瑩已經在師大女附中上學了。開始，她與表兄陸振舜同住在現在的民族宮後麵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裏，後來便搬到二龍坑西巷×號一座小院落裏。這住地距離陸振舜的學校——“中國大學”（在二龍路內）和張迺瑩的學校——師大女附中（辟才胡同內）都很近，上下學很方便。
西巷×號，是一所隻有八九間房屋的小獨院，臨街兩間有南房，有半間是門道，半間是傭人住的下房，另一間是一個單間，可以做客房，也可做堆房。與這間相對的是一間平台，可做堆房。往裏，是一道一米左右高的花牆，把院子隔成了裏外院。進了裏院，靠西，有兩間平台西廂房，房前有兩棵棗樹。北麵，是三間帶廊子的北房，張迺瑩和她的表兄就分住在這北房的兩頭，一人占用一間，我第一次去看他們，就是在這裏。
此後，差不多每到星期天，我就到那裏去，經常去的還有在“中國大學”讀書的苗坤，“北京大學”的石寶瑚和他的女友黃靜宜，在“彙文中學”做職員的李荊山。因為我們都是“三育中學”的同學，到北京之後就經常見麵。自從張迺瑩他們兄妹到來，大家就更像有了默契一樣，每到星期日的後半天就都到西巷去，幾個青年人圍坐在桌旁，開始了漫談。青年時代的血是火熱的啊！有時甚至在沸騰！我們海闊天空地暢談著自己的理想、誌趣，談著生活，談著希望……有過縱情的歡笑，也有過慷慨的悲歌！特別是苗坤，他最富有幽默感，愛說愛笑的體性，時時感染著大家，無論什麼時候，隻要有他在場，生活就不會覺得寂寞。石寶瑚呢，說話總是斯斯文文的，穿著也比較講究修飾和觀瞻，很有個學者的風度。而他的女友卻恰恰與他相反，說起話來像個小麻雀，一對靈活的眼睛，不時地在轉動著。李荊山（號憶之）的年齡最長，大家就稱他“憶之兄”。他長得身材矮小，體格也瘦弱，愛好中國古典文學，喜歡鑒賞碑帖，經常去“東安市場”（今東風市場）買下一些碑帖的拓片之類，帶到西巷來給我們觀看和講解……每一次，張迺瑩總是坐在她固定的位置上來參加談話，關於她的身世，我就是從這一次次隻言片語的談活中了解到的。
全體都聚齊的日子是不多的，一般總能三五個人碰到麵，你來他往的倒也有趣！每每是聊談到巷裏“值夜人”都敲響了梆子的時候，我們才踏著月色的清輝歸校。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聚會的人員更加不整齊了，我卻從來也沒缺席過，一直是個“全勤生”。
那個時候，他們還請了一位北京當地人——耿媽，來照料他們飲食起居。
大約是為了節約開支吧，沒過多久，張迺瑩兄妹也搬到外院來住，張迺瑩在那單間的南房，陸振舜則住進那間平台。這時，我們每周照舊去聚會，多是在張迺瑩的房裏。我因去的次數多，也比較熟識了，相見時就直呼名字——“振舜”、“潔吾”、“迺瑩”。
我每次去，也總是按照自己的習慣，輕輕地扣兩下門環：“啪啪！”“啪啪！”一聽見這樣的打門聲，迺瑩便會說：“潔吾來了。”
一次，我去看望他們，剛一進屋，迺瑩就交給我一封信，並囑咐我回到學校再拆開來看。當我正拿著這信遲疑的時候，隻見陸振舜慌張地在桌上的書籍中翻找什麼，回頭便向迺瑩說：
“啊！你到底把信給他啦？！”
“嗯。”迺瑩平靜地回答。
看到了這樣的情景，我立刻就說：“信裏寫的是什麼？用不著回去看了，現在就拆開。”於是，我便看信，迺瑩不語，陸瑩舜漲紅著臉頹坐在靠窗戶的椅子上，室內一片寂靜……
這封信的內容，是迺瑩專寫給我的。主要是“告”她表兄的“狀”，說他對她無禮！我越看越氣，脾氣一下子就發作起來了，把陸振舜狠狠地罵了一通，責罵得他嗚嗚咽咽地哭起來……隨後就起身回學校去了，將近有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沒再去看望他們。
那個時候，我也很年輕（二十二歲左右），考慮問題並不那麼周到和冷靜。回到學校之後，我反複地思考了一下，覺得自己對這件事所采取的態度，當時太不該那樣的粗暴。因為我覺得，平日陸振舜對迺瑩是有著愛慕之心的，而且兩個人從小又有過一段青梅竹馬的生活……我在不了解詳情的情況下，從中幹涉和指責任何一方，都是不妥的啊。於是，我就給他倆寫了一封信。
信的開頭，記得還引用了馮延己的一段詞話：“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幹卿的事？”意思是說你們之間起的這樣一點小風波，關我什麼事？我可真是多管閑事了。
也許是中斷了一星期左右的友誼使我們彼此都感到精神上的若有所失吧，一個星期天，陸振舜和張迺瑩來學校看望我了。於是，我就又照常去西巷，照常輕輕地扣著那門環：“啪啪！”“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