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一種生活方式。它的價值觀很簡單：開口是銀，沉默是金。一種文化之內，往往有一種交流信息的獨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語言，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文化可以傳播，等等。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語言。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
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麵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編沉默的辭典。
一種文化必有一些獨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爾巴喬夫說過這樣的話：有一件事是公開的秘密，假如你想給自己蓋個小房子，就得給主管官員些賄賂，再到國家的工地上偷點建築材料。這樣的事幹得說不得，屬於沉默；再加上講這些話時，戈氏是蘇共總書記，所以當然語驚四座。還有一點要補充的，那就是：屬於沉默的事用話講了出來，總是這麼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傳播。在某些年代裏，所有的人都不說話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樣四下漫延著。把這叫作傳播，多少有點過甚其辭，但也不離大譜。在沉默的年代裏，人們也在傳播小道消息，這件事破壞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這種話語我們隻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說，比方說，公共廁所。最起碼在追查謠言時，我們是這樣交待的：這話我是在廁所裏聽說的！這樣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著排便艱巨的囈語，不值得認真對待。另外，公廁雖然也是公共場合，但我有種強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為它太髒了。
我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從我懂事的年齡，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在甜蜜之餘也有一點懷疑：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了。再說，含蓄是我們的家教。
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麼幸福、多麼神聖時，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裏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麼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麼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麵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智者千慮尚且難免一失，何況當年我隻是個小孩子。我就沒想到這些奇妙的話語隻是說給自己聽的，而且不準備當真去解放誰。總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與沉默的大多數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場合喋喋不休。我覺得他們是少數人，可能有人會不同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話語即權力。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份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我不等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裏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份。這使我以為，使用話語權是人前顯貴，而且總都是為了好的目的。現在看來，我當年以為的未必對，但也未必全錯。
話語有一個神聖的使命，就是想要證明說話者本身與眾不同，是芸芸眾生中的嬌嬌者。現在常聽說的一種說法是：中國人擁有世界上最傑出的文化，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聰明。對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種反調，我也不想當人民公敵。我還持十幾歲時的態度：假設這些都是實情，我們不妨把這些保藏在內心處不說，“悶茲蜜”。這些話講出來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時，你可以因自己是紅五類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顯貴，更不要說別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類話語，我們這裏的話就會少很多，但也未嚐不是好事。
現在我要說的是另一個題目：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
看完以後，心裏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像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麼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現在我就在發掘沉默，但不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來發掘。這篇東西大體屬於文學的範疇，所謂文學就是：先把文章寫到好看，別的就管他媽的。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麼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麵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作“要文鬥、不要武鬥”，製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文化革命裏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麼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麵。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麵攔住，他們就從側麵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裏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麼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