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癔症，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隻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裏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裏有幾個婦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狸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狸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症，大家鬧的和心裏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裏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症。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裏，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作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裏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
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份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安加莎·克裏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隻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裏，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燥，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於交待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隻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並且感覺到自己嘴裏仿佛含了一塊鹹鹹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
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後，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並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麼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麼說，人性尚且存在。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份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願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而這些東西是好的。這是我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從話語中，你很少能學到人性，從沉默中卻能。假如還想學得更多，那就要繼續一聲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曆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麼，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隻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
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
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乾淨、皮膚比較白晰之外，當地人怎麼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台麵上的人，必須用台麵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決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隻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隻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隻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還有一些人會說，我們這些熟練掌握了話語的人在嘲笑貧下中農，這是個卑劣的行為。說實在的，那些話我雖耳熟，但讓我把它當眾講出口來，那情形不見得比該老鄉好很多。我希望自己樸實無華，說起話來，不要這樣繞嘴，這樣古怪，這樣讓人害怕。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中國人有句古話：敬惜字紙。這話有古今兩種通俗變體：古代人們說，用印了字的紙擦屁股要瞎眼睛；現代有種近似科學的說法：用有油墨的紙擦屁股會生痔瘡。其實，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紙，而是字。文字神聖。我沒聽到外國有類似的說法，他們那裏神聖的東西都與上帝有關。人間的事物要想神聖，必須經過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間代理機構的認可。聽說，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來祝聖。相比之下，中國人就不需要這個手續。隻要讀點書，識點字，就可以寫文章。寫來寫去，自祝自聖。這件事有好處，也有不好處。好處是達到神聖的手續甚為簡便，壞處是寫什麼都要帶點“聖”氣，就喪失了平常心。我現在在寫字，寫什麼才能不褻瀆我神聖的筆，真是個艱巨的問題。古代和近代有兩種方法可以壯我的膽。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從夫子曰開始。近代的方法是從“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開始。這兩種方法我都不擬采用。其結果必然是：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樣，沒有絲毫的神聖性。
我們所知道、並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級：一種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說也不可寫。
另一種可說不可寫，我寫小說，有時就寫出些漢語拚音來。最後一種是可以寫出來的。
當然，說得出的必做得出，寫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說得出；此理甚明。人們對最後這類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這方麵我有一個例子：我在雲南插隊時，有一陣是記工員。隊裏的人感覺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給我寫張假條。有一天，隊裏有個小夥子感覺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種方式通知我，到我屋裏來，指指屁股，再苦苦臉，我就會明白。用第二種方法也甚簡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種方式。我收到那張條子，看到上麵寫著“龜頭疼”，就照記下來。後來這件事就傳揚開來，隊裏的人還說，他得了楊梅大瘡，否則不會疼在那個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還威脅說要殺掉我。經過核實原始憑據，發現他想按書麵語言，寫成臀部疼，不幸寫成了“電布疼”，除此之外，還寫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除了認做龜頭疼，別無他法。其實呢，假如他寫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寫出的；此人既不是龜頭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瘡；不過這一點已經無關緊要了。要緊的是人們對於書麵話語的崇敬之情。假如這種話語不僅是寫了出來，而且還印了出來，那它簡直就是神聖的了。但不管怎麼說罷，我希望人們在說話和寫文章時，要有點平常心。屁股疼就說屁股疼，不要寫電布疼。至於我自己，絲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種話語是神聖的。缺少了這種虔誠，也就不配來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