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回我覺得她的褲子涼颼颼的，氣息芬芳，不是洗衣粉的氣味，也不是香水的氣味，很可能來自帝王將相。那個東西，我雖然結過婚，卻沒有見過，現在每天看圖譜，漸漸感到十分親切。經過了一段時間訓練，她認為可以了，我們就打報告請求結婚。誰知道居然出了意外，人家不批準。
後來我覺得這整個事情象一個謎。不知道為什麼，小孫想和我結婚，也不知為什麼，我會同意和她結婚。從表麵上看，她是想給我治陽痿，做一項醫學試驗，其實這樣的理由根本就不可信。從表麵上看，我是想讓她給我治好這種病，以便從此作個正常的男人，但是這個理由也一點不可信。其實我並不渴望從此做個正常的男人，小孫也不渴望做成這個醫學試驗。這件事從始至終都可疑得很。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我覺得她是自己人，她也覺得我是自己人。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我們倆有緣份。
1
二十年前，有一冬天的早上，我騎車去找一個人。當時北京的上空飄著一層混了煤煙的髒霧，好象一口粘痰；我的自行車喀喀做響，好象一隻鐵皮玩具鴨子；我穿了一件油膩膩的棉襖，頭上戴了一頂舊氈帽。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繞著紫禁城有一些街道名和紫禁城有些關係，比方說，太仆寺街，光祿寺街，內務府街等等。有條胡同叫餑餑房，大概那裏過去是專給皇宮大內蒸餑餑的；有條胡同叫奶子府，過去大概住了一些為大內服務的奶媽。那些胡同裏的房子都不怎麼樣。七三年到七四年，我經常到那一帶去，對那一帶的情形知之甚詳。當時那一帶的胡同裏都鋪了柏油，但是胡同還是那麼窄。有些破房子拆掉了，但是沒有好好翻蓋。新蓋的房子都是用燒得很次的紅磚砌的，背麵甚至是空心的煤渣磚。沒有翻蓋的房子都是又矮又破的四合院，和過去完全一樣。和過去不一樣的還有每條胡同裏都多了一間灰渣磚砌的小房子，那就是公共廁所。過去這種房子也有，但是不那麼多，這是因為院裏的茅房都被填死了，大家都得上公共廁所。自從有了這種小房子，每一條街都臭得厲害。冬天裏我騎一輛自行車，從那些胡同裏經過，路兩邊都結了薄冰。我看到那些房子上都噴上了青灰，好象死了爹又死了娘的模樣。過去北京城裏，隻有煤鋪牆上才噴青灰。但是尼克鬆來北京時，到處都噴了青灰，象煤鋪一樣。大概覺得這樣比較美。我小的時候就沒看出煤鋪怎麼美。我是清晨路過那些胡同的。北京城裏當時有一層薄霧，所以沒有風。天氣很冷，但是並沒有冷到凍鼻子的程度。那時候除了上早班的人，都還沒起來。在胡同口碰見一位少婦，正在倒尿盆。她的頭發還能看出一點理發館的模樣，身上裹了一件緞子的（或者是線綈的，這兩種東西我分不清楚）的絲綿小棉襖，下麵穿一件粉紅的棉毛褲，腳下踩著兩個毛窩（就是那種氈麵鬆緊口的棉鞋），睡眼惺鬆，手提一個搪瓷痰桶迎麵走來。棉襖和痰桶都是嶄新的，這些跡象表明，她結婚還不到一個禮拜。當時我正盯著她領口看，因為她的脖子和胸口象雪一樣白。我記得她是很漂亮的，但是現在想不起她的模樣。就我當時的年齡來說，記性本不該這麼壞。這是因為她走到了下水道口上，就把痰桶一倒。不僅是嘩啦一聲，裏麵還滾出兩節屎來。所以我就沒記住她的模樣，隻記住了屎的模樣，那屎橛子無比之粗，無比之壯。那東西就凍在了鐵蓖子上，大概要凍一冬天。在那上麵還要凍上剩麵條，剩米飯，好象一塊奇形怪狀的薩其瑪。這件事情好象馬路上凍結的一口粘痰，凍進了我的腦子裏，大概要到我死後，才會釋放罷。
時隔二十年，我又想起了那天早上的事。那天我到奶子府去，是要找李先生。不知道現在李先生上哪裏去了。現在他大概不會是過去那個模樣。但是假如你在七三年看到他，就會說他是個狗頭貓臉的玩意兒。狗頭是指他的臉形，象個哈叭狗的模樣，貓臉是指他的眼睛有點黃，瞳孔也有點窄長，他的頭當時就瀉了一半頂，現在大概全瀉光了。此人身材不高，但是身上還算有肉。有一點雞胸，又有一點駝背。我不但認識他的臉，還認識他的屁股，這是因為我那一天早上把他叫起來後，他隻好當著我的麵穿褲子。他的內褲太破了，就背朝著我。但是後麵更破，和沒有是一樣的。那時我坐下來，一麵欣賞他的屁股，一麵找到了他的煙葉子，給自己卷一支煙當時我看見他的屁股，就象個風幹的蘋果，皺皺巴巴的，還有無數小的黑痣，息肉等等，我想任何狗急跳牆的同性戀者見了都不會動情。李先生背著臉說：給我也卷一根。這個笨蛋，窮到了抽煙葉的地步，卻不會卷煙。於是他隻好用煙鬥來抽，那味道就象狗屁一樣。抽到嘴裏像狗屁，別人聞著也象狗屁。
有關煙葉子也有很多學問，現在眼看要失傳。這種東西二兩一包，外觀象簡裝洗衣粉。有一種是白紙上印紅字，那是曬煙，抽起還可以，假如是特級，就是關東煙，比香煙還好。還有一種是綠字，那是烤煙，抽起來就象狗屁。但是狗屁也分級，二級以下煙葉裏有草棍，席箔，秫桔杆，不是純狗屁。李先生的煙葉子是五級的，抽到一半，煙頭裏掉出一個黑球來，經仔細辯認，是個燒糊了的死蒼蠅。為此我還惡心了好半天。
我還能想起不少有關李先生的事情。李先生出門時騎一輛自行車，那輛車可不是一般的自行車，而是一輛匈牙利的倒輪閘。這種非常少見，甚至比日本鬼子留下的老富士還少見，因為它是五二年匈牙利在北京開博覽會時送來的樣品。自從到了李先生手裏，他就再沒有修理過，任憑車上的零件一樣樣脫落下來。據說有一次車座不見了，李先生就在座管上騎了一段時間，其狀就如在受樁刑：疼得呲牙咧嘴，手舞足蹈。後來他痔瘡大發，才不得不買了一個舊車座。李先生上車的樣子也是十分奇特，他總是推著車向前奔跑，奔跑中彎下腰，把腳蹬子轉到一個特定的角度，然後踏著腳蹬騎上自行車。那種奔跑中矮身轉腳蹬的身法，酷似狗撒尿。
李先生和我一樣，專幹些不能幹的事。我幹的事是想寫小說，經常往刊物投稿，但是總是被退回來，並且不是退給我本人，而是退到黨委辦公室，附有一封公函，建議對投稿人加強思想教育。但很少有人真來教育我，因為我是小神經。李先生幹的事倒不是寫有維多利亞時期風格的小說，而是要研究西夏文。這件事並沒有思想意識方麵的問題，但他本職工作是個俄文翻譯，一研究起西夏文就不進俄文了。而且他在研究西夏文時，你就是在他眼前放鞭炮他也聽不見，這個樣子完全不能上班。因此他早早退了職，靠偶爾翻些稿子為生。誰知後來碰見了文化革命，取消了稿費，差一點就把他餓死了。李先生因此氣急敗壞，說過好多大逆不道的話。我聽見了這樣的話，就這樣安慰他：其實這件事也是滿公平的－－－－為什麼隻許老天不下雨，餓死非洲的遊牧民，就不許中國搞文化革命，餓死你這搞翻譯的遊牧民？何況從現在的情形來看，你到底餓得死餓不死還不一定。但是他還是要繼續說些反動話：要是天不下雨，餓死我認了。現在的事是，我又沒招了誰惹了誰，有人非要逼我跳火坑。李先生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到今天還記得。人活在世界上就象一海綿，生活在海底。海底還飄蕩著各種各樣的事件，遇上了就被吸到海綿裏，因此我會記得各種事情。
2
那一年我正在山西插隊。現在我長得人高馬大，相貌凶惡，過去就不是這樣。小時候我長得文靜瘦弱，還愛和女同學跳猴皮筋。以我到山西插隊時，我媽就睡不著覺。她以為我連窩頭都不會蒸，一定要餓死，假如沒餓死，也會被人欺負死。但是隻過了一年，我就長了一嘴絡腮胡子，活象一個老土匪，而且滿子詡是操你媽。這說明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隻要一年就能變得連他的親媽都認不出來。在鄉下時我很少吃窩頭，倒常常吃雞。老鄉們說，母雞見了我就兩腿發軟，暈倒在地，連被提走了都不叫一聲。這當然是過甚其辭。當時我雖然極具男性魅力，卻未必能迷倒雌性鳥類。
那一年冬天我原準備在鄉下過冬，但是當地正好刮著很厲害的白毛風，燒炕的柴又不夠。我們五六個人擠在一個被窩裏，身上蓋上了所有的大衣。第二天早上起來，發現所有的大衣都從被頂上滾下來，掉到了尿尿的臉盆裏，凍成了鐵板一塊。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勇氣不穿大衣就到外麵去生火，就在屋裏點火把那盆尿煮開，大衣拿下來。那氣味實在是可怕，把我的兩隻眼都熏壞了。出了這件事以後，大家都不好意思了；誰見了誰都是羞答答，因為六個堂堂的男子漢煮了一鍋尿，實在是丟人。這說明我們雖然長得象土匪，臉還是很嫩。約定了誰敢把此事傳出去就宰了誰後，我們就各奔東西。我跑回北京來，住在原來住過的地方。那地方原來是一所大學，裏麵有很多人。當時叫作留守處，裏麵隻住了很少幾個人。很大的院子裏到處是荒草，人們都下幹校了。李先生原來也住在這個地方，後來才搬走了。這地方原來每個人都認識李先生。
現在應該說說那天我去找李先生的原委。我從山西跑回來，住在留守處，那院裏當時隻有大崔一家住。這位大崔原來也是我們的鄰居。除此之外，他還是我爸爸的同事，李先生的老同學，長得人高馬大，笑口長開，一團和氣。大家去下幹校，家裏還有些東西，是得找個大家都放心的人看著。大崔實在是最合適的人選。他老婆也是我們院的人，所以一起留下來。剛回來我去找他借房子，管他叫崔叔叔，管他老婆叫阿姨。借到了以後就改了口，管他叫大崔，管他老婆叫大嫂。當然這房子不能白住，我也得幫人家幹點事，跑跑腿。所以大崔要找李先生，用不著自己去，告訴我一聲就得。當時我非常年輕，也沒有陽痿病。
我從小就認識李先生。李先生從我小時候就在搞西夏文，而且我們兩家過去是鄰居，也記不清我第一次見到西夏文時是幾歲。所以我後來見到西夏文，也不覺得有什麼古怪。那種東西看上去很象漢字，筆劃多得叫人頭暈，很象是瘋子寫的，據說除了李先生，世界上沒人能夠讀懂。因為隻有李先生能讀懂西夏文，所以他有大學問。但是他依然窮困潦倒，這是因為隻有他能讀懂西夏文，所以他的學問就得不到承認。假如別人能先讀懂了西夏文，或許他的學問就有人承認，但是那又不是他的學問了。除此之外，還因為當時在文化革命中，北京城八百年的城牆被人拆掉了都沒人說個不字，還誰關心西夏文。除了西夏文，我還記得隔壁李先生那間房子老是煙霧彌漫，李先生的臉色老是那麼黃，好象得了黃疸病；李先生對我很凶。後來我才知道，過去李先生最煩有人不打招呼就到他那裏串門。但是後來我專到他那裏去串門，因為他反正沒膽子把我吃了。所謂串門，就是沒有事，跑到別人家裏去坐著。但是那一天我去找李先生可不是沒事，而是要告訴他，有人請他翻譯些文件。沒有稿，隻有千字三毛錢的煙茶錢。李先生聽了很高興，馬上就跑去了。在大天白日下騎著他那輛古怪車子，身穿著一件再生毛料的古怪衣服（那種料子和麻袋片是一樣的），闖到那個原來是大學，當時叫留守處，而且人人認識他的地方去，並不是李先生的一慣作風。這是因為那個院子裏現在沒有幾個人。人多時，李先生總是天黑後才去的。這說明李先生雖然窮困潦倒，依然很麵嫩。
我和李先生熟，除了過去在一個院裏住過幾年鄰居，還因為不住鄰居後，他還是老找我給他修收音機。李先生有一台裏加牌的收音機，那收音機有小櫃那麼大，非常氣派。這說明李先生並不是一慣窮困潦倒，還有過有能買起收音機的時候。這家夥晚上睡不著覺，想聽聽俄語台，但是聽不清，就鼓搗他的收音機，胡亂修改線路。直到那收音機慘叫幾聲再也不響了，他才安心睡覺。李先生會那一點三腳貓的無線電，正好能把響的收音機修到不響。我去給他修收音機時，先要把他自己加上的放大全拆掉。同時還告誡他說，別隻想著加放大，這不解決問題。還要想到有幹擾：國家留著你的收音機，可不是讓你聽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李先生說，是，是。我不聽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我隻聽外語。但是國家不相信李先生隻聽外語，還以為他要聽烏七八糟的東西，所以還是要給他幹擾掉。李先生又不相信收音機聽不清是因為有幹擾，老以為是靈敏度不夠，就老往裏麵加放大。他的手還沒有我的腳靈巧，一加就把收音機加死了。然後他就找我來修。這件事循環往複，周而複始。直到鄰居揭發李先生偷聽敵台，居委會把他的收音機拿走了方才告結束。我去找他那回，他剛剛失去了收音機。李先生見了我就說這件事，同時愁眉苦臉。我就安慰他說：這也好，省得再找我修。我這樣安慰過以後，他好象更傷心了。這件事證明了一個道理：薩特先生說得很對，他人是你的地獄。我是李先生的地獄。李先生也是我的地獄：被他捅過的收音機就象個馬蜂窩，焊過的線頭就象些包錫紙的巧克力球。修完了他那個鬼東西，感覺就象吃了憶苦飯，不單腸胃受，而且拉不出屎。
李先生走了以後，我在他那間小房子裏還呆了好久，把他那一罐狗屁煙倒到了桌麵上，把裏麵的死蒼蠅、掃帚苗都挑了出來，然後又裝了回去。我看了半天李先生的西夏文抄本，挨個數那些字的筆劃。後來我從上麵撕了一條紙，卷了一根煙，就替他鎖上門，回來了。時隔二十年，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我幹了哪些事。但是我再也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要幹那些事。大概這就叫手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