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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蛻變的曆程無比漫長痛苦。掀開一部中國的近代史抑或漫步在中國古舊的土地上，你會看到無數的春夏秋冬沉積成無比深厚粘重的腐殖層且風化成了頑固的岩石，蒼茫的地殼之上死一般靜寂幾乎沒有活的空氣和生機。一個民族的心態僵滯到這種地步還有救嗎？然而，無數的誌士仁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們裝滿現代文明的頭顱，畢竟不是油花，而是鑽機，向著民族的文化的心理的深層結構開掘。赤血做潤滑，終於引發了岩層千丈下地殼深處的顫栗分裂蛻變。這樣的曆史現象應該說從二十世紀初抑或說從十九世紀末就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鄭觀應的“商戰”畢竟有了孟洛川們的實踐，封閉的小城居民畢竟由向神的索取變成了向神的奉獻，非常大總統畢竟代替了皇帝，袁世凱也不得不惜用共和做敲門磚……
我認為，植根於農業宗法社會之上業已白發三千丈的農民文化，到了世紀之交，開始了第一次大蛻變一一血係至上為主要表征的農民生活意識開始被“秀才經商不認爺娘”的商品意識所衝擊，皇權至上的農民政治意識也開始被一些民主萌芽所動搖，先知至上的農民宗教意識也開始被哥特式教堂裏的鍾聲所騷擾。
在這樣的大文化背景上，我開掘出我的小說創作的第一個大母題一鳥瞰農民文化的第一次大蛻變，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時代的情緒，鑽進農民文化心態的內核，感受蛻變的血淋淋的艱險。
於是，有了《東方商人》一、二部，總計56萬字。
在這部書裏，農民文化的幾大表征都開始了動揺，亞聖子孫的靈魂完整的神話也被粉碎了。我觀照了孟洛川們內心平衡的喪失，寫出了孔孟文化即農民文化培育的子孫們心靈的蟬蛻―他們有一隻腳畢竟邁出了墳墓。孟洛川這個人物文化心態的展示，竊以為幅射的時間和空間的度是比較大的。我是把孟洛川這個人物做為農民文化蛻變曆程的象征來寫的。
這是1984年至1987年間我的思考和我幹的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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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如果給第一次大蛻變提供足夠時間的溫床，那麼民族的文化心態也許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了。可惜，二十年代以後，曆史把戰爭、救亡、階級鬥爭的急風驟雨推給了中國人。文明的蛻變中止了。並且，出於救亡和流血的政治需要，一個民族還自覺不自覺地將許多農民文化中應該退出曆史舞台的東西做為旗幟打了出來。一直到了八十年代，農民文化的第二次大蛻變才得以形成，在廣度和深度上展開。
在這樣的分裂與痛苦的母題之上，產生了我的又一部長篇小說《皮狐子路》〈作家出版社，1988年20萬字。
我始終相信，表現傳統人與現代人一一有趣味的是，這兩種不同的人質永遠糾纏成一個人一的感情心理衝突，表現正在誕生和成長中為現代人自身的心靈的裂變和格鬥，將愈來愈成為心靈豐富的作家所注目的焦點。西方現代文學證明了這一點。“向內轉”，即是寫心靈的裂變與格鬥。卡爾維諾的《一個分成兩半的子爵》，勞倫斯、喬伊斯、普魯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都向我們展示了一顆顆分裂的心靈。
我試圖讓書中每一個人物的生命的流動彙成僵滯的農民文化向著現代文明移動的河流。我試圖讓我的每一個人物都是多重人格，我覺得對於農民來說這是向“人”跨出的第一步。我試圖讓每一顆活著的心靈一律地裂帛撕棉一樣分割，不這樣便不能渲泄出我時刻汨汩流著汙血苦水鹽湯的心腸的苦痛。
他們的煎熬、徘徊、侉徨、搖搖擺擺、似驢非馬、非人非鬼，其實正是我自己的心緒。
這是我88年的思考和我幹的活兒。
進入90年代，有了《孟家莊係列沁有了《380天老板生涯》係列。很快又有一本結集要出版，到那時再弄一篇後記說說這些東西罷。
思緒是藤，作品是瓜。順藤摸瓜，自我感覺著藤很粗很青，上麵瓜不少，小個的中個的一串串，缺乏幾個特大的嚇人一跳。50歲的時候，總要弄出一本來做枕頭，那樣才能高枕少憂，後、半生的日月才有點意思。
《東方商人》原計劃寫三部，第二部出版後不知道為什麼，就不想再寫了。隻想有興致的時候把兩部書好好修訂一下，裏邊遺餺太多，不補正不成體統。
算完成了一件事情，心頭很輕鬆。看窗外柳絮飄飛桐花正濃。春天應該出去踏青訪友，58歲的明通兄卻要急急忙忙給我作“嫁衣裳，”伏案編校，真是不大好意思。
1994.4.25於棗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