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意義所至
二十年是一個短暫而羞澀的段落。在生命的諸多景色中，有很多銘記骨髓的形象。它是我在童年所知道的閣樓頂上翻滾著的煙雲和光彩。它是少年時我在古樹繁生的紅色圍牆裏聽到的海浪般的書聲起伏。它是父親安靜的墓碑前束安靜的雛菊。它是我在南山上的驟雨之夜裏聽聞的聲響和氣息。縱橫邊境與中原的旅途是兩條細膩的曲線，在我延續至今的生活經曆中留下了深刻的紋路。從隨著父母搬遷到南方，到又一次回到日地，我聽到了內心從未有過的聲音。在白日的喧囂之外，在一種祥寧的的沉默中。正如沃爾特·惠特曼《夜半清空》中的詩文：“靈魂，這是你的時辰，你自由飛翔，進人那無語的世界，遠離書本，遠離枯茫，白日不再，教誨已盡。你全然嶄新，靜靜地凝視與深思那最珍愛的主題。夜晚，沉睡，死亡和群星。”這是一種對於很多忽然閃現事關意義的驚奇的體驗。在某些時刻，它甚至超越了時間與空間，在生命上再次堆疊起生命。眾多的意義從身邊迅疾地穿梭和流弛，仿佛越往前走它的邊緣就越往後退。但是我仍然順著這種驚奇的軌跡，走向遙遙的路途。我所能記載下來的，也是自己的方式，和任何一代人都必須憑借天真和純潔來恢複生命原始的驚奇感相成與相生。
關於孤獨。單身旅行是一次封閉的遠離行動。它成為了種思索與思考的前提。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一九八零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課程時的板書上寫著：人群是一個幻覺，我隻是在與你們個別對話。’人群中的幻覺總是高於自身，並使得自身的興致所向成為不確切和模糊。疏離者的角色能夠提供自由，但同時自由又導致了他的孤立。在隔絕的境況中，遠離者的內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寂靜，並隨著自我的造化而達到不同程度的豐盈。這種狀態使人敏感，更加地靠近身體與內心的生活。但是在我們的時代中，即使最喧囂的人群裏，也依然彌漫著陌生的氣味。高聳的樓層內部，在現代對於鄰人不言而喻的自在的親近已經消失。在城市的車站或電梯的人群裏，人們反而一再避免著互相熟識。居民區的青年人還不知道誰是他的鄰居。這是過於喧囂的孤獨。但是不可否認，兩種孤獨來自兩種人群。前者並不孤寂，獨立的力量能夠使他更為清醒，他因此不會苟同脆弱不堪的生活方式。疏離的決定是對當前生活的提煉，是對於在集體幻象中即將亡滅精神的一種呼喚。在第二種孤獨中，人們總是彼此分別處於強者和弱者的關係中，在關係的背麵，則是另一種孤獨從命運先定的地位抵達每一個作為人的個體生活之中。
關於寫作。這本書的寫作幾平在旅途中完成。其中有關本書的文論章節是在動蕩的火車車廂中書寫完成的。全部的書稿被記錄在個白色梔子花朵圖案的筆記本中。在烏魯術齊旅行的回憶筆記則是在南山零散地寫在整理完成的父親病中手稿的剩餘的稿紙中。寫作的對象以兩條線索貫穿全書。我保留了寫作過程當中淩亂的痕跡和重複的情感，並在最終於北京的統籌中盡量維持它誕生時的風貌。對於我個人來說，這些瞬間的記憶與信號甚至比成書的作品本身更加讓我懷念。像是一個迷離的棋局，我在寫作的過程裏既是棋者又是觀眾。這是一種不斷處在被縛與抗爭中的狀態。這是一種暫時隔絕於群體生活，回顧外界的情況，並反省內心經驗的過程。所有在其間捕捉到的感受都被用來在晦暗不明的生命思考中貫穿一致。舉步前行，一片沒有被照亮的區域陳橫在目光裏，眾多被遺漏被忽略和被篩選掉的事物重獲新生。很多次，我都在每個日落之時等待個新詞的降生。寫作經曆的增長伴隨著是對於寫作與寫作者關係的考慮。在詞語返回事物的時刻，脫落的描寫也好像回光返照。寫作者首先處於一種裂縫的焦慮中，在寫作的進程持續時，逐漸地將開口撫平。獨善其身並不是作家唯的職能，在創造語言的同時，也在與世界做種交易。盡管它以個人的方式並人當代的文化結構當中，但仍然不能缺少自身的寬容和信念。
關於疾病。精神分析學將疾病視為宗教的始基。和在疾病的行為學含義裏所呈現出依賴性樣，病人一旦意識到自身患有病疾，他們首先等待的是一種依賴。這種依賴的性質表現在醫用藥物對於身體的療治和需要休息的意識需求。在疾病的隱喻色彩擴展到社會與文化領域後，這種疾病的周邊產品也一並帶人了我們的精神視線。社會文化的精神藥品似乎從來都沒有在某個權威的文化藥房裏被大眾化的定製。除此之外，大眾和病人也都在期盼著它們的誕生。有兩個問題是首先需要注視的：一個是如果所有人都變得邪惡，你能將邪惡都譴責嗎？另外一個是如果我們的醫生也是病人，該怎麼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存失控的跡象中，保持一種警惕已經逐漸被淡忘。健康生活的短語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