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學問的口號又是“隻問是非，不問利害”。因此，他被國民黨當局驅逐出台灣。
我覺得，我對圓明園的思考，大體上與學者們論述百餘年來中國文化的沿革變遷合拍。
作家在研究文化時，應當是文化的整體論者，而不應對文化進行隨心所欲的切割。中國“閉關鎖國”以保持“世界之中”的天國地位，被西方“船堅炮利”動搖以來，中國文化發生了激烈變化。作為這片文化土壤上的心態之果，中國人的心理結構，自然也處於演變之中。毫無疑問，現代生活的窗口自從“四人幫”倒台之後，已經向每一個普通人打開。即使那些在觀念上最信守《太上感應篇》的吳老太爺，也在悄悄喜歡現代化住房設施、彩電、錄音機……並一定會明裏暗裏地與別人比較貨色是否屬世界名牌。即使他們家中擺有更多的古董，那也隻是某種附庸風雅的擺設……
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是每個人都能從自己或周圍人身上發現的。當然，這不是個簡單的過程。但中國曆史進程本身，必然使那些最陳舊的心理結構，在生存的碰撞中，最終也不得不發生變化。雖然這種變化是緩慢的，是被迫的，但它終究會變。
而都市生活，往往更集中、色彩更豐富地表現著文化的沿革變遷和心理結構的演進。
這就是《都市的眼睛》所表現的主要傾向。
我竭力要求自己站在文化的高度上看待中國曆史上發生的一切現象。予是我覺得我很高、很大，不再犯糊塗，同時，寬容了起來，也超脫了起來。
中國文化發展到今天，展現出的是一個神奇瑰麗的世界。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乃至《聊齋》裏的內容與形式，在我們現實中都遠未枯竭。我們的現實生活，正是這種充滿神話傳說的繼續。這個世界如果被根好地挖掘和表現出來，那將是獨特而又新穎的。
對我來說，這是個艱巨的任務。之所以這麼說，並非中國人的能力問題，而是錯綜複雜的文化現狀問題。也就是說，是中國知識分子有沒有勇氣麵對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其它的問題。
可以了。說得已經太多了。言多語失，肯定有什麼話頭已落在聰明人手中。那麼我就等待批評。
此刻，蓬鬆的新雪在我腳下發出哧哧的怨艾之聲，仿佛在埋怨為什麼它們剛剛落到世界上，偏偏，就遭到踐踏。於是我在心中莫名其妙地笑起來：世上有什麼東西不遭踐踏便能成有用之材？百煉成鋼，實質是“百踐成鋼”。變個字隻為好聽而已。不要自怨自艾，也不要怨天尤人。生命，始終是奮爭的代名詞。不要以為，擱淺的小舟能逃脫風暴，相反，它的處境將更加可悲——因為它遠離了自己的價值。
就以此番廢話充當“後記”吧。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圓明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