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許多天沒有說話。
她像個啞巴一樣。
我們都以為她不會說話了。她不但沒有了言語，連眼神和手勢都沒有。她在家裏走動，就像是一具僵屍，蒼白，冷酷，毫無表情。我們有時問她，也得不到任何回答。她像是沒有聽見一樣。好在我們並不很依賴她，因為她長時間不在家，我們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就好。
那些年裏到底發生了多少事，誰也說不好。不論是國家，還是普通百姓，都是經曆了太多的事。在那樣的歲月裏，我差不多還是無知的，至少是懵懂的，半懂不懂的，現在很多都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我一度很憎恨哥哥高楓。因為，他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毛主席（誰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關係，那是這位偉大、英明的領袖親自發動的）。誰反對毛主席，誰就該死，不管他是誰。不要說他隻是我的哥哥，哪怕他是我的媽媽。
對媽媽，我在心裏當然也有過懷疑。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成為“壞分子”。甚至，我有些不能理解父親當初為什麼要娶她。我就羨慕當時院子裏的那些同齡孩子的媽媽，如果父親娶的是她們中的任何一個，我的境況一定就好得多。那時候根本沒有想過，如果不是父母這樣的結合，“我”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我，其實是很虛妄的。
這樣的道理，一直到了中年才慢慢地明白。自己意識到的個體生命，其實原來是不存在的。一個生命，是有賴於別人一次偶然的無意義的結合。那樣的結合，我後來無數次地實踐著，它對我一點特別的意義都沒有。它的意義隻在於我的發泄，達到一種現實與虛空的平衡。有與沒有，是沒有定數的。某種存在，必須是以假設為前提的。同時，某種存在，又不能以假設為前提。因為，假設根本是個沒有意義的東西。
高強插隊去了。他的插隊，對我們這個家庭來說，居然是一種光榮。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是很難得到這樣光榮的。他是第五批才下去。而且，是托了許多人的，其中就有葉莉莉。如果不是葉莉莉的幫忙，他是不可能成行的。當然，這樣的事情也有條件，那就是他答應每年回來看她一次。每次回城看她，自然要好好地表現一下的。高強當然是滿口答應。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高強在心裏是有她的。他到了黑龍江後，開始的兩年多時間裏，經常想她。想念她豐腴而溫暖的肉體，想念她的大眼睛，想念她和他在床上的種種溫存……他給她寫的信，遠比寄給家裏的要多。
對母親來說，當年高強能夠插隊，對她實在是個不小的安慰。甚至可以說，她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提振。那勁頭，簡直比高強還要積極。即使是在家裏，她的說話也幾乎是社論式的，和《人民日報》一樣的腔調。我們家的一切，都是很政治化。凡事，都上升到了毛主席，忠於無產階級革命的高度上來。我們間的關係，簡直不是母子關係，而是無產階級政治女教導員和學員的關係。她滿嘴說的，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道理。連買菜、做飯這些事，都是。用她的話說，吃飯、睡覺，不單是為了自己，更重要的為了保證好身體，和帝國主義以及修正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她和我們的關係，是階級兄弟姐妹關係。她和我父親的關係，不再是什麼夫妻關係（在火紅的革命年代裏，夫妻關係是完全被忽略的），而是同誌關係。
不管我哥哥高強是通過怎樣的關係去的，至少，在外人眼裏，我們家並沒有完全被排斥在“上山下鄉”運動之外。一個家庭，隻要還能參加集體活動，就還是幸福的。要知道，下去的青年，都是曾經非常的風光“紅衛兵”。高強一直沒有能參加進“紅衛兵”，居然也能被人戴上大紅花，敲鑼打鼓地送上火車，是多麼的讓人興奮啊。
我們就像過年一樣的高興。
我們家有好久沒有那樣高興過了。
我們沒有想到，從這一天起，高強就永遠和我們這個城市割斷了聯係。
他永遠留在那裏了。
遙遠與貼近
有一段時間，我們非常思念一個人。
這個人其實是我們過去非常不待見的。
我們所以思念他，是因為突然發現他其實很光榮。他不僅光榮了他自己，還光榮了我們一家。我們逢人必提高強。是凡家裏來人，母親一定對人家說，高強插隊了，到了黑龍江的一個農場。當時，年輕人除了當兵，就是下鄉插隊最光榮。別說我們這樣的家庭了，就算是成份很好的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很少有參軍的機會。
姐姐很羨慕哥哥高強。
我也羨慕。
在我眼裏，高強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插隊（我並不很清楚“插隊”的意思，但我也知道，那就是到農村裏去勞動。可是，它對我還是有強大的吸引力），而是去了一個天堂。我根本不知道天堂的樣子，但他去的地方，一定就是天堂。天堂裏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充滿了無限的樂趣。如果不是天堂，為什麼大家那樣強烈地要求下鄉呢？至少，有一點是我們所羨慕，那就是到了鄉下，可以吃飽大米飯。能夠每天吃飽，這本身該是多大的幸福啊！
父親對高強是有過擔憂的。畢竟，黑龍江離我們這個城市，相距有好幾千裏地。但是，母親對他的擔憂給予了非常嚴肅的批評。她認為他這樣的擔憂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如此一來，父親也就不吭聲了。她的積極，左傾，讓他刮目相看。他們之間由於長時間的分離，心與之間變得非常的遙遠。因為遙遠，而變得冷漠。他們變得不再像夫妻了。他們真的就像是一個單位裏的男女同誌，很客氣。除了談些有關革命的內容，他們之間，簡直無話可說了。他們沒有一點的私情。
“沒有什麼好說的，”母親後來對我說，“那個年代的人，大多都那樣。我自己的出身不好，家裏又出了你哥那樣的事。我們隻有表現得比我們更革命，更積極，更堅定，更徹底，才能取得別人的信任。”
我能理解，那是一個瘋狂的年頭，缺乏理性。
“隻有表現得非常‘革命’，你才能生存。”母親說。
為了減輕罪責，我們家甚至表態和哥哥高楓劃清了界限。父親在單位裏，寫了“決心書（也是檢討書）。他的文化不高，一張大白紙上用毛筆寫得歪歪歪扭扭的，大意就是他生了一個現行反革命的兒子，罪該萬死。他表示，要堅決和他劃清界限。高楓不再是他的兒子了。他們徹底決裂了。他是他的敵人，更是全國人民的敵人。他對他的判刑，拍手稱快，毫不憐惜。在學校裏，我和姐姐也寫了“決心書”。
我們必須要表明我們的態度。
對於高楓，我們當時一直不理解他為什麼會那樣的反動。他的反動不僅是頑固的，而是猖狂的。據說，他用刀割破自己的手腕，在牆上寫了許多的反動標語。他那樣的年輕，居然如此的瘋狂。我們在心裏不僅不能理解，而且很氣憤。我們不能原諒他。是他，讓我們在整個院子裏都抬不起頭來，背負了很沉重的包袱。我們希望他能回頭，可是他卻義無反顧，一路地反動到底。他讓我們覺得陌生。他簡直就不像是我們家的人了。
那段時間，我們努力地想忘記他。
我們不提他的名字。
相當長一段時間，我真的差不多把他忘記了。我們不知道他關在哪。有人說關在上海的一所監獄裏，也有人說是在蘇州，還有人說他是關在青海或者新疆。沒有人知道他真正在哪。既然他那樣死不改悔，我們為什麼又要關心他的死活呢？隻要他悔改了，我們全家的壓力也小一點啊。
我們都有些恨他。
相比之下，我們越發地想念高強。
高強一年後，才回來探親。我們看到他明顯地長高了，瘦了，人也黑了。他告訴我們，他在黑龍江一個縣裏的一個農場。在那個農場裏，過得還不錯（我們後來才知道他說的並不是實情）。他所在的那個生產隊，秋季分配，全隊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現金總共不到一千五百塊錢，平均每人不到六塊。夏季分配，現金隻有不到八百塊，平均每人三塊錢多一點，時間是六月到九月，三個月。隊裏最強壯的單身男勞力，每年現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塊錢！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糧錢，基本沒有現金分配。至於口糧，夏季分配（小麥），三個月口糧最高不超過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紅薯（五斤頂一斤原糧），每人最多不超過三百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這些，還都是原糧。好在他們是住在知青點，糧食不夠吃，最後隊裏會想辦法補足。知識青年，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在最後風起雲湧的回城那段時間裏，他們那個小隊裏簡直就成了土匪窩，經常偷雞摸狗，無所不為。高強沒能回來。當然，這是後話。
在那樣的年代裏，人們對男女關係是非常保守的。除了是已經結婚的夫妻，一般的男女是不可以有任何親熱的舉動的，哪怕他們是戀愛中的對象。即使是夫妻，他們也不可以在外麵有什麼親熱的行為。一切行為，都應該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至於夫妻關係以外的男女關係，一經發現，那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再嚴厲的法律（那時候其實是沒有法律的，公眾的普遍認知，就是法律），也壓製不住人性。高強和葉莉莉，就是這樣的。
他們馬上就粘在了一起。
高強加城探親，總共隻有二十天的時間，但是，卻有十三、四天是和葉莉莉一起的。他們的行蹤，肯定是引人不少人注意的。母親也是一個道德感很強的人，但對高強的行為卻沒有多加管束。
她變得很軟弱。
一方麵，當時我們那個社會普遍的很閉塞。除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上的聲音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消息渠道。我們對整個國家情況的理解，是混沌的。我們理解的隻是一個概念。我們知道在中央，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毛主席為主的革命路線，另一條就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這條路線上的壞人很多。但是，壞人總是被打倒的）。另一方麵，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人們都是在私下裏說，誰也不敢擺到台麵上。大家都知道危險，非常的緊張。
我記得有一年，說是要查反標，形勢非常緊張。據說，有一些地方，出現了很多的反動標語，還有一些詩歌，在地下流傳。許多年後，我讀過據說是當年曾經很流行的一首：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隻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隻想做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