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曆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此前的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尷尬的局麵，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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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羊皮古卷的記載內容，一方麵因為大部分內容與正史的記載意見相左，而且因為上麵的文字年代久遠，古教授目前也隻是解讀了其中一小部分文字。
另一方麵，這本羊皮古卷從何而來，裏麵記載的內容，是真是假，缺少必要的佐證，其真實性有待進一步考證，因此關於炎黃之爭的問題，也隻能是擱置了。
小心的將羊皮古卷安置妥當，古教授語重心長的說道，“中國人都聽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是因為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周三個最早的朝代。
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來說，司馬遷的《史記》也隻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兩代，隻有帝王的世係而無年代。這就是說，五千年文明史中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填補中國文明史的空白，國家於1996年曾正式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
為此由國務院牽頭，成立了由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為組長、七個部委領導為成員的領導小組，李鐵映、宋健二人為工程特別顧問，聘任曆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為工程“首席科學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學科的專家組成的專家組工作。
這個科研項目非常龐大，涉及曆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九個課題，四十四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就有二百人。
最終經過四年多的努力，聲勢浩大的“斷代工程”終於發表了結論——《夏商周年表》。
這份《夏商周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約為公元前二零七零年，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一六零零年，商周分界具體為公元前一零四六年。
又將具體的帝王年代從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零年，即武丁元年。
但是，《夏商周年表》公布後，卻在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各種質疑之聲不絕於耳。”
夏商周斷代工程《簡表》就題材性質而言當屬類編年史，但其與眾多編年史不同，首開曆史先河，以“取整數”的方法確定夏商殷始年為前2070年、前1600年、前1300年，“取整數”獨領夏商周斷代工程風騷。
但這一取得的“整數”與曆史的真實的±值是多少年，才屬於合理區間？學界尚無定論。
許多學者認為，“取整數”的方法既不科學，又不嚴肅，是專家組對社會不負責任、心無底數、不自信的表現。
西曆以耶穌誕生年為公元元年，明代始傳入中國，華夏古人根本不曉得有西曆，譜寫曆史的大禹、成湯、周武王等先賢亦不知哪一年是公元紀年的整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