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我親自率領近二百人的弘法團朝禮印度聖跡，是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朝聖團。當時，印度的觀光事業不發達，衛生條件也不好，在“困難重重”中，我們居然包了兩架專機，一架載入，一架除了運行李之外，裝滿了賑濟當地貧民的糧食、衣物、毛毯，最難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當中，團員們個個都歡喜愉快，健康無病，讓當地導遊都嘖嘖稱奇。
經過這一次的帶團曆練，後來的幾次朝聖就不為難了。直到第七度，應北印山區拉達克佛教徒之請前往弘法，才感到最為艱辛困苦。記得我們爬上四千公尺、寸草不生的峻嶺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秉持著“向困難挑戰”的決心，我忍著頭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處訪問開示，主持皈依典禮。
一九九○年，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組織“國際佛光會”，短短六年之間，我走訪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個協會，會員近一百二十萬名，成為世界五大社團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斷腿骨，從手術後的第三天，便開始到各地佛光會弘法開示。一九九五年，我心髒開刀之後，也在一個月以內，借著走訪美加視察會務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洛磯山脈。凡此，都證明了“困難”並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正視“困難”，化解“困難”，視“困難”為人生進步的踏腳石，要有“向困難挑戰”的決心。
在推動佛教藝術方麵，我也是憑著“向困難挑戰”的毅力開創新局。初到台灣，看到許多青年男女閑時以歌唱自娛，不禁感歎佛教過去雖然借著優美的讚渴梵唄度化了許多信眾，但到了今日，因詞意難懂，樂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殊為可惜！於是我開始撰寫歌詞，卻苦於沒有韻文的素養，但憑一顆“不向困難屈服”的願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樹》、《快回歸佛陀座下》、《西方》等許多首現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開先河，組織“佛教歌詠隊”，一向不喜歡歌唱的我，不但為隊員請老師、抬風琴、印樂譜、搬椅子，還要“勇”於承受保守人士的抨擊毀謗。四十年來，我們從鄉村唱到都市，從國父紀念館唱到展演音樂廳，從台灣唱到島外，從錄音帶製作到碟片發行，佛教樂曲終於被大家所喜愛接受。回憶當初如無向困難挑戰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輕時我就立誌為佛教設立一座寶藏館，同道們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異想天開。如今許多人見我在全世界擁有七個佛教寶藏館，都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三十多年來一點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實非筆墨可以形容。
辦佛教雜誌弘揚佛法也是一連串“向困難挑戰”的奮鬥史，撇開寫作的艱辛不談，像《覺世》，從旬刊到雜誌，光是工作的地點就搬來搬去，從台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義西街，從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區的壽山寺，從大樹鄉佛光山的智度堂到東禪樓，到現在的如來殿。出版的方式則由報紙代印到郵局發行，從幾個人從事包裝到現在佛光山數百位學生幫忙套袋。記得一九六三年時的一場台風下來，社址所在的三重市變成水鄉澤國，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連夜搶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幾次洪水泛濫，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將資料檔案運送到較高的地麵。今天《覺世》能夠擁有一九五七年創刊以來的合訂本，可說是全體工作人員“不畏困難”，得來不易的成就。每月發行四十萬份以上的雜誌，曆四十餘年，也可以傲視曆史，如無向困難挑戰的決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創辦佛教第一本綜合月刊——《普門》，在當年人力、物力、財力都很欠缺的情況下，又是一件“向困難挑戰”的創舉，我們憑著廣度眾生的信念，“勇渡難關”。近十年來，台灣的雜誌社有如雨後春筍一般林立各地，為了吸引讀者，充實內容，我作不請之友，在忙碌之餘，發心為普門提供“日記”，這一記就記了八年歲月。後來又增辟“百語”專欄，一寫又寫了六載。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曾經就著草地、縫紉機或撿來的木板上寫作度眾，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為了及時提供《普門》的文稿，汽車、飛機的座位、講經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書房。
弘法度眾的艱辛還不足道，開山建寺才是無比“困難”，佛光山深溝連連，光是搬運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難，而這裏土質又奇差無比，遇水鬆軟，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場雨下來，就被洪水衝垮。為了擋水，我經常率領徒眾冒著狂風暴雨，搬沙包，運石頭，甚至連自己的棉被都拿出來應急。一九七七年，初創普門中學時，正逢台風來襲，不但吹來的焚風，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過境之後豪雨不斷，處處成災。普門中學生活大樓坍塌了，我們一麵冒雨搶救，一麵為新生辦理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