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辦“百萬傳燈征文比賽”，其中，來自大陸的江閱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獲得社會組首獎，文中敘述他閱讀《傳燈》後，對於我一生忠於承諾，永不退票的性格有著深切的感想。當《天下雜誌》發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頒獎典禮中宣布此事時，昔日點滴一幕幕襲上心頭。的確，我這一生為了實踐承諾，很少有退票的記錄。
一九三八年，年僅十二歲的我陪著母親沿著江浙一帶，尋找在戰火中失去聯絡的父親。經過棲霞山時，一位知客師問我是否想出家，我隨便答了一句：“好啊！”誌開上人那時擔任棲霞山寺監院，聽聞此事，便立刻囑人找我前去，說道：“小朋友，聽說你想出家，就拜我作師父吧！”母親起初不肯，但是為了信守承諾，“不可退票”，我告訴母親：“我已經答應他們了。”經不起我再三的請求，母親隻好噙淚默許，獨自離去。從此出家近六十年來，心中隻有一個念頭，就是忠於自己的諾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以後，我曾經掛單中壢、新竹、台北等地寺院，因事務不定，所以無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間，李決和、林鬆年、馬騰等宜蘭人氏邀請我至宜蘭雷音寺駐錫弘法，我欣然允諾。記得那時寺裏住了三家軍眷，丹墀上掛滿了晾曬的衣物，兒童們穿梭其中嬉戲遊玩，院落裏也堆滿了雜物，每次上廁所時，還得移開門口的煤球爐才能進去。總之，周遭的環境根本就不像個道場，但自忖：既已承諾別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來。四十餘年來，雷音寺已經三次翻修，不複當年窘態，而我的戶口還長留在宜蘭，雖然雲遊行腳，走遍世界，但我對宜蘭的一句承諾，至今尚未退票。
宜蘭地處一隅，民風保守，初來此地弘法，難免遭遇一些阻難，但我從不灰心，相繼成立國文補習班、青年會、學生會、歌詠隊，將學佛風氣帶動起來，所幸大部分鄉民都十分純樸可度，當地青年的熱情誠懇，尤其讓人感動，我更加覺得自己當初信守承諾，“永不退票”是正確的抉擇。所以，雖然那時嘉義天龍寺、高雄佛教堂、雲林虎尾寺、苗栗法雲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紛紛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於對宜蘭鄉親“不能輕易退票”的原則，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經雲：“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無可旁貸的責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條件，則效果必定不彰。有識於此，青少年時期我就立誌將來要興辦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協助高雄信徒完成壽山寺的建設之後，發現此處雖地方不大，但因為是高樓建築，可用空間甚多，乃決定開辦一所小型的佛學院。當我正興致勃勃地擬定招生計劃時，一位重要的信徒前來阻止，他告訴我：“辦佛學院將來會沒有飯吃。我坦白告訴你，如果你辦佛學院，我們是不會支持你的。”
辦佛學院誠然所費不貲，又無立竿見影之效，很難獲得大眾的支持，但既然有機會能實現當初的心願，豈能半途對自己的承諾“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謝您的建議，您可以不護持這件事，但是不能阻礙這項功德。”一轉眼，佛學院至今已曆時三十餘載，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曆史最為悠久、畢業學生最為眾多，著稱於台灣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覺世》旬刊，邀請我擔任總編輯，那時我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周再專程到台北從事編輯工作，一來日後車資路費不勝負荷，二來時間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夠周到，所以答應他們先為代理，期限一到，請其另找高人，並言明萬一找不到適任人選時，再來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為了兌現這一句承諾，我再度受其請托，接辦《覺世》，至今發行二千多期，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在台灣佛教界亦屬首創。雖然常常為了“不願退票”，我不知曆經多少艱辛困苦，但也從辦事當中增長了許多智慧，未嚐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將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讓售，以所得款項買下麻竹園佛光山的建地，這時台北的同道們取笑我說：“你終於無法在台北發展，隻有往南部發揮了。”我回答他們：“我還會再回來的。”三年後，我見佛光山已初具規模，為表示對當初的承諾“不退票”，就在台北羅斯福路成立“普門精舍”，聚眾熏修；後來遷至鬆江路，易名為“台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權東路，正式定名為“普門寺”。一九九四年，應信眾要求，更在鬆山火車站旁增辟“台北道場”，在內設立佛光會、社教館、美術館，將佛教與藝文結合起來，在熱鬧都會中廣植淨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