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來，學生不嫌設施簡陋，甚至在納骨堂旁邊完成學業；二來，學生不斷增加，校舍不敷使用，我於一九六七年，在大樹鄉購置一塊麻竹山地，興建東方佛教學院，並且在校園內親手栽種了十八棵榕柏，以紀念壽山佛學院第一屆學生中的十八位出家眾全始全終，與我同甘苦，共患難的“曆史”。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東方佛教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翌日台灣媒體曾以“台灣首批佛學士”為標題，大大報道了一番，在當年佛教不很普遍的台灣，真是一件令全體佛教徒都為之振奮的事情。記得那時的學生有普暉、悟證、依道、性光、紹瑩、慈嘉、依嚴、慈怡、心如等，可見隻要我們肯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曆史”是不會辜負苦心人的。
後來，前來朝山的信徒日有所增，為了迎合大眾的需要，我陸續興建大雄寶殿、朝山會館……佛光山的“曆史”逐漸發展，而財務拮據、山崩洪水、誣蔑毀謗、惡民圍山等人為及天然的災難也接踵來臨。至今由衷感謝僧俗二眾們都能秉持一師一道的精神，不畏艱難，奮鬥了三十多年，我們終於寫下了佛光普照的“曆史”。
所以，我深深感到：“曆史”，有的時候固然應該寫下標榜個人功勳偉業的“斷代史”以為嘉勉，但我們更應該鼓勵集體生命接力共成的“創作史”。古往今來，有許多人歡喜將別人的“曆史”寫在自己的一頁上，但更多有抱負、有理想的仁人誌士卻甘願將自己的生命寫在人類大眾的“曆史”之中。像古時譯經的高僧大德，固然憑著他們的悲心慧解，以般若文字裨益了無數的眾生，但也由於他們用兩條腿西行求法，為中印文化交流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曆史”。而龍門石窟、雲崗佛像、敦煌壁畫、房山石經如今享譽國際，無人不知，但那是多少師徒相繼，曆經多少朝代才完成的“曆史”巨擘。甚至那鬼斧神工的藻井、那栩栩如生的雕像，都沒有留下原作者個人的“曆史”，但是卻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睥睨世界的藝術瑰寶及永垂不朽的“曆史”。
佛光山的許多徒眾亦然，他們和我見麵的時候，為了佛教的需要，放棄原先的人生規劃，義無反顧地將自己投入弘法的行列中。像依空、依昱、依法、慧開、慈怡、妙淨等，原本無意於世間的學位，但是為了想共同為佛光山的各種事業寫下輝煌的“曆史”，各自花了十年、八年不等的歲月，取得博士學位。慈惠、慈容、心定已經是馳名世界的佛教法師，他們對於名位並不戀棧，但因為佛光山有多少大學及其他教育機構，隻有接受美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好讓佛光山教育事業的“曆史”更加綿延久遠。慈莊憑著流利的英語、日語，如果在別的寺院，不知已經收了多少的徒眾，但是為了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的建寺工程，他心甘情願，席不暇暖地到各處視察；後麵跟進的慧禮、依來、依恒、依宏、依訓、永全、滿謙、覺誠等，也紛紛學習他的精神，發誓為佛光山的寺院建設繼續寫下璀璨的“曆史”。
此外，覺穆雖然是建築科係出身，但無意於建築，隻想當個法師，因而不惜放棄建築師資格，隨我出家；但到了佛光山，為了現實的需要，隻得又再拿起米達尺、設計圖，好為佛教的建築寫下不朽的“曆史”。妙慧為了追隨我弘法利生的腳步，辭去了優渥的會計師職業，佛學院畢業之後，到中華佛光總會、人間文教基金會，從頭開始學習佛門行政事務，準備日後為佛教的未來開拓更遠大的“曆史”。他們改寫了自己的“曆史”，創造佛光山共同的“曆史”，日後佛光山的“曆史”必定也會留下他們努力過的成績。
從佛光山的建築，就可以看出創建以來，大家集體創作的“曆史”。像吳大海居士在開山初期，率先捐助了第一座水塔，我將之命名為“大海之水”。觀音放生池的“和愛島”，是紀念一位人稱“愛姑”的優婆夷“微和”。她不但生前熱心讚助放生池工程，並且在臨終時將全部遺產三萬元悉數捐出，作為興建放生池之用。所以完工之後，我特地將觀世音菩薩佇足的那一方土地稱為“和愛島”。頭山門前的彌勒佛像，是佛光山最殊勝的標幟之一。這尊佛像是佛光山開山後的第三年，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時，其中一名就讀藝專的朱朝基同學發起雕塑，並捐獻給佛光山。原先計劃安放在開山紀念碑旁，但是吊車工人將佛像吊到山門口暫為休休息之後，想要再吊起時，佛像竟如磐石般安然不動，後來向高雄工兵隊商借巨型吊車左右齊吊，奇怪的是，吊到鎖鏈都斷了，仍然無法移動分毫，不得已，又再商請高雄港務局，將全高雄起重量最大的吊車借來，還是無法吊起，後來大家想到這裏或許是彌勒菩薩自己選定和大眾結緣的地方，所以就不再移動了。看來，方麵大肚，笑臉迎人的彌勒佛都在努力地為佛光山寫下“給人歡喜”的“曆史”，我們怎能在輕忽懈怠中，不為人間和自己的生命寫下紀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