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開山以來，許多年輕人跟隨我奉獻青春歲月，日夜努力工作，服務大眾。我總是嘉勉他們：“我們都在寫曆史！”但也有一些青年求道意誌不堅，中途換了跑道，我也徒歎奈何！隻可惜他們在佛光山的曆史無法再繼續寫下去了。
“曆史”，是人類行為的軌跡。像文天祥、史可法、嶽武穆、方孝孺，寫下了盡忠報國的“曆史”，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秦檜、吳三桂、洪承疇、汪精衛，卻寫下了賣國求榮的“曆史”，遺臭萬年，人人唾罵。可見無論行事善惡好壞，我們都在為自己、為國家、為社會、為人類留下了忠奸善惡的“曆史”。
所以，“曆史”是一麵鏡子，在曆史的鏡子裏，多少事物的原形映現其中；“曆史”是部冊書，在曆史的冊書裏，所有的興衰得失都記錄無遺。“曆史”本來可以是一湖清水，有些人卻可以把它攪得混濁不清；“曆史”本來可以是萬裏晴空，有些人卻可以把它弄得烏煙瘴氣。因為古往今來，有的人用精勤事業寫“曆史”，有的人卻用利益金錢寫“曆史”；有的人用生命血汗寫“曆史”，有的人卻用巴結奉迎寫“曆史”；有的人用忠烈貞節寫“曆史”，有的人卻用曲躬諂媚寫“曆史”；有的人用慈悲智慧寫“曆史”，有的人卻用血雨腥風寫“曆史”。
人的一生都是一頁“曆史”，有些人在“曆史”上留下多彩多姿的事跡，像富蘭克林，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學家、發明家、探險家。有些人終其一生努力於一件事情而能有所成就，也總算向“曆史”有了交待。像過去在揚州鄉下，有一名叫簡美貞的姑娘用自己的頭發繡了一幅觀世音菩薩的聖像，雖說花費六十年的時間，卻在自己生命的“曆史”上留下了可貴的信仰。最可惜的是，有些人終日狗苟蠅營，在“曆史”上交了白卷。
生命的“曆史”也像一條長河，難免遭遇到障礙的山石或突變的環境，我們是要像湍流急瀑那樣，不顧一切，奔流而下，激起陣陣炫麗的浪花，甚至衝出另一條河道，開創另一片嶄新的天地。還是要如平湖溪澗般，委婉曲折地勾劃出一條優美的曲線？端看我們當時的抉擇。不過，一時的抉擇，可能就會為你改寫了後麵一生的“曆史”！惟一最怕的是，遇到了挫折，就灰心喪誌，什麼都不做，像一灘死水一樣，任其腐臭生蟲。
回想我過去本來隻不過是個貧瘠鄉村的農家子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出家學佛，改寫了我一生的“曆史”，因為我在佛法裏擴展了自己的視野，升華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年的叢林生活裏，我曾遭遇過一些委屈、冤枉，也曾被師長認為我不會有出息，但是我從不失意後悔，因為我知道，“曆史”必須靠自己去創造，別人的一句話無法決定我們的生死，別人的關懷嗬護也無法作為永久的憑借。所以，多少嚴苛的要求，多少無理的處罰，我都能全盤接受，視為未來揮灑生命的資糧。
過去，我曾有兩次讀書深造的機會，第一次是在十八歲那年，承蒙一位教授青睞，要介紹我去教育學院讀書，當我興高采烈地向師長報告時，卻被他嗬斥了一頓，因而打消念頭。第二次是在二十六歲那年，日本大正大學寄來了博士班的入學通知，要我即刻報到。我連機票都買好了，但臨行前，因為一位信徒朱殿元反問我：“你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為什麼還要去當日本人的學生？”我深以為然，所以又趕緊放棄。多年之後，我回想往事，不禁慶幸自己兩次都沒去成，否則我最多隻是在學術中鑽研故紙，擁有一席之地，哪裏能和僧俗二眾共同寫下後來弘法利生的“曆史”呢？
到台灣去發展，甚至到宜蘭弘法，也是因為一句話、一個念頭而改變的“曆史”。
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師在新竹青草湖興辦“台灣佛教講習會”，我欣然受聘前往擔任教務主任，卻因教派不同，遭人排擠，所以我決定辭職他去。這時適逢李決和老居士正在為宜蘭人士找一位能講經說法的老師來傳播正信佛教，我見他慈眉善目，誠意殷殷，又見鄉野僻地無人肯去，便一口答應。從此以後，我走進了宜蘭的“曆史”，沒想到卻以此地為基礎，成立念佛會、弘法隊、歌詠隊、兒童班等，帶動了台灣初期佛教的發展，真是應了古人的話“無心插柳柳成蔭”。
不喜歡與人爭利，也是我一路走來，“曆史”曲折的原因之一。像我和高雄其實結緣甚早，記得四十多年前，我就經常來往台北、高雄兩地之間布教，每次一到高雄，那種鞭炮盈耳、奏樂鼓號的歡迎熱忱，直叫你感到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盡管高雄的信眾一再邀請我駐錫此處，但因為一來，當時在高雄學佛的青年不及宜蘭的青年那麼純樸、用心。二來，同學煮雲法師有一次在鳳山舉行皈依三寶典禮，計有二三百人參加，盛況空前，便向我表示想留在鳳山發展，我便取消在那裏長住弘法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將過去的老師月基長老從香港接來台灣之後，想到可以將高雄的道場請他住持，因此我才接受興建高雄佛教堂的請求。不料建築途中，由於苓雅區的信徒不喜歡其他區的信徒到佛堂禮佛，我想一個外省人，怎可長住？甚至佛陀是印度人，如果真的來此，也會被他們掃地出門。於是我默然退出，在鼓山區覓得一地興建壽山寺。有鑒於辦學的重要，不久，我在寺內成立壽山佛學院，不但一償“以教育培養僧才”的初衷，也落實了“寺院即教室”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