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經常想到身體發膚受之於父母，法身慧命來自於師長，所以無論遭逢多少磨難，都不敢稍有怨言。而別人的一點微笑、一句好話，在我心中就像活水一般，涓涓不斷地流動，天地之間的生命之所以賡續不斷，正是憑借著因緣的互動往來。每當憶及往昔生命的點滴，不禁反問自己：難道我不如一個長工嗎？設若不及時回饋報答，心中長存“歉疚”，將如何安然度世？
初來台時，顛沛流離，浪跡天涯，隻要有一座道場能供我安棲，有一個長輩能賜我教誨，有一個道友能給我提攜，有一個信徒能予以護持，我都感戴莫名，清夜自思：何功何德而能受此恩寵？不過是仗佛光明，身披三毳雲衣，故能在亂世之中僥幸苟活。慚愧之餘，隻有勉勵自己應該用佛心來看待一切，以期報浩蕩佛恩於萬一。因此，對於初來台時曾經收容掛單的寺院，當其修葺時，我雖阮囊羞澀，但念及昔日恩情，故罄其所有，資助一二。對於邀請我前往新竹教書的演培法師，當其在新加坡建設兩座養老院時，雖佛光山正值草萊初辟，經濟拮據，惟思及過去道誼，我仍四處籌錢，捐助寮房兩間，以示支持。
有人對我說：佛教的製度不健全，佛教的教育不完善，使得許多有心人士卻步不前；教界的長老不肯交棒，教界的同道互相排斥，使得許多有為青年離開僧團。其實，我覺得：如果不是佛教給我們因緣，我們哪裏能擁有什麼？如果不是佛教給我們真理，我們和一般醉生夢死的人有什麼兩樣？所以身為佛子不應該怨天尤人，不必問佛教給我什麼，重要的是應該問自己為佛教做了些什麼？所謂“己愈給人己愈有”，一味接受的人生是貧窮的因果，惟有喜舍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富有。我們不趁自己有能力的時候趕快播種，趕快報恩，難道要“將歉疚帶到棺材裏去”嗎？
三四十年前，台灣的民風閉塞，我不畏艱難，舉辦各種佛教活動；我不懼譏謗，帶動男女青年學佛，甚至我經常拖著疲憊的身心勞神案牘，一心隻想著如何將佛教的好處周告大眾；我抱著垂危的病體四處弘法，努力將歡喜的種子散播四方。英國名將納爾遜年輕時即如願效命沙場，屢次挫敗拿破侖兼並歐洲的野心，當他四十七歲殉難臨終前，口中還不斷地喃喃念著：“吾幸能為國家格盡義務。”我引以為知音，生不懊悔，“死無歉疚”，人生夫複何求？
二十多年前，國際知名的企業家張姚宏影女士曾表示想捐我五千萬元台幣，希望我能拿去辦大學，在那時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款項，她見我遲遲沒有動念，問我何故。我半幽默地回答她：“現在台灣教育當局不開放私人興辦大學，如果我收了你的錢，以後你常常問我怎麼不辦大學呢？會增加我精神上的負擔。”她立刻回答：“你現在不接受我的五千萬，等到將來我沒有錢的時候，彼此都會懊悔的啊！”她的話深得我心，我們都是“不願意將愧疚帶到未來”的人。
一九八○年左右，“經營之神”王永慶先生前來佛光山訪問，在數小時的談話中，他不曾提及他的塑膠事業如何如何，我也未嚐訴說佛光山一言半語，我們最主要是談到人死後眼角膜的移植及如何為盲人重建光明。目送王先生離山的背影，我深深感到他盡心地經營企業，我默默地建設佛光山，由於我們都沒有貪念，隻想做一個俯仰無愧的人，所以雖然忙碌異常，卻常感歡喜。唯一的遺憾是，後來我雖然簽下器官捐贈的遺囑，但是現在年屆古稀，將來老邁的器官布施出來可能也無大用，對於這一點“歉疚”，我隻有用其他方法補報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