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縱橫正有淩雲筆 7 晚清著名的三大詞話
中國古代評論詞作、詞人、詞派以及有關詞的本事和考訂的著作，始於南宋楊浞的《古今詞話》（已亡佚）。晚清時期，出現了三大詞話，在中國文化史上影響很大，代表了古代詞話的最高水平，它們是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況周頤的《蕙風詞話》以及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被譽為“清末三大詞話”。
《白雨齋詞話》
《白雨齋詞話》共八卷，六百九十餘則，是近代詞話中篇幅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陳廷焯（1853—1892年），字亦峰，江蘇丹徒人，光緒十四年（1888年）舉人。他自稱撰述《白雨齋詞話》的宗旨是“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沉鬱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非好與古人為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為斯詣綿延一線”（《詞話自序》），是有意識地針對詞壇風尚提出和闡述自成體係的論詞主張。
《白雨齋詞話》主張作詞貴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對無病呻吟，也反對“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陳廷焯提出了自己對詞的獨特的評判標準，即“沉鬱”和“雅正”。後者易於理解，關於前者，陳廷焯自己解釋：“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複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非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
與以往正統詞評家不同的是，陳廷焯在這本詞話中給予蘇辛以及之後數百年的陳維崧等“豪放”詞人極高的評價：“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鬱。”“迦陵（陳維崧）詞，沉雄俊爽，論其氣魄，古今無敵手。”稱讚溫庭筠的《菩薩蠻》十四章為“古今之極軌”（卷一）；韋莊詞“最為詞中勝境”（卷一）。
陳廷焯尤其推崇王沂孫，認為“詞有碧山（王沂孫），而詞乃尊”（卷二）。在《白雨齋詞話》中出現最多的一個名字為“碧山”（指王沂孫），陳氏對於王沂孫的推崇，簡直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詞人有此，庶幾無憾。”“少遊美成，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好作豔語，不鴝地俚爾。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然而王沂孫詞讀來，雖然醇美雅正，哀婉含蓄，但失之纖巧晦澀，有時甚至給人以矯揉造作的感覺。不過陳氏又說：“讀碧山詞，須息心靜氣沉吟數過，其味乃出。心粗氣浮者，必不許讀碧山詞。”
在《白雨齋詞話》，陳廷焯將納蘭性德推出清代一流詞人行列，說他“意境不深厚，措詞亦淺顯”。陳氏以“沉鬱”二字框套定論，想是以容若真情流露，不夠含蓄為病。此論實在不能令人信服。容若小詞，清新自然，乃真性情之作。陳廷焯對民間文學也表現了鄙夷態度，認為“山歌樵唱”，“難登大雅之堂”（卷六）。
除《白雨齋詞話》外，陳廷焯還著有《白雨齋詞存》、《白雨齋詩抄》等，又曾選《詞則》二十四卷，共二千三百六十首。
《蕙風詞話》
《蕙風詞話》五卷，三百二十五則。是近代詞壇上一部有較大影響的重要著作。作者況周頤（1859—1926年），原名周儀，以避宣統帝溥儀諱，改名周頤。字夔笙，一字揆孫，別號玉梅詞人、玉梅詞隱，晚號蕙風詞隱。臨桂（今廣西桂林）人。光緒五年（1879年）舉人。後官至內閣中書、會典館纂修，以知府分發浙江，曾入兩江總督張之洞、端方幕府。其間，複執教於武進龍城書院和南京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以清遺老自居，寄跡上海，鬻文為生。
況周頤以詞為專業，致力五十年，與朱祖謀、王鵬運、鄭文焯合稱“晚清四大家”。“晚清四大家”是興起於晚清易代之際的一個詞人群體。他們是專業詞人，精於治詞、論詞與校勘詞籍，又以其先行者的身份獎掖後進，提攜人才，廣開聲氣，直接開拓了近現代詞學格局，影響既深且巨。
《蕙風詞話》強調詞體的“意內言外”之說乃“詞家之恒言”（《蕙風詞話》卷四），指出“意內為先，言外為後，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風詞話》卷一），即詞必須注重思想內容，講究寄托。又吸收王鵬運之說，表明“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論詞突出性靈，以為作詞應當“有萬不得已者在”，即“詞心”，“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強調“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廢學力，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有其自具特色的詞論體係。此外，論詞境、詞筆、詞與詩及曲之區別、詞律、學詞途徑、讀詞之法、詞之代變以及評論曆代詞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曾任國史館協修、會典館總纂總校的朱祖謀（即朱孝臧）曾稱譽這部詞話，認為它是“自有詞話以來，無此有功詞學之作”。朱祖謀是“晚清四大家”之一，且排在首位，他的此評，應無溢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