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亦出身顯赫，隻是，到底晚出十多年，家道早已沒落，官宦世家的精神作派早已蕩然無存，墮落的父親，加之剛剛開頭就煞尾，並已打了折扣的西洋教育，還有戰爭催逼，讓張愛玲成了這一類型衍生的另類。她分明感到一個時代快要終結，成名要趁早的焦慮，自然讓她失去了那份從容。無論家道還是時代，她總是看到末尾的情形。因而，優雅與知性，在她身上似乎都有，但似乎又都不是。而且，那種“不是”是一種源自骨子裏的“不是”。石評梅與黃廬隱相類似，兩人甚篤的交誼，我想，毫無疑問建立於父親作為小官吏的家世、缺失留洋經曆，但在國內共同感受五四高潮期的時代氛圍，這讓她們將其思考和憂患，表達得比較直白。然而，不幸的人生遭際，卻又讓她們難有大的人生格局，難以掩抑的文學才華為她們宣泄人生悲苦提供了方便，她們有新女性的憂思，但更多的是感傷。而生在謝、林、石、黃之後，張愛玲之前的蕭紅，卻是另一類型。苦難的遭際，加之想接受新式教育而不得，讓她對人生有了別樣觀照，出之於文字，自然是另一番風貌。她以超卓的才華肆意寫出人生黑暗與荒寒。
林徽因的創作涉及層麵較廣，但詩名最著。很多人自然將其視為新月派詩人中的一員。其早年詩歌可以明顯看出徐誌摩的影子，有很濃鬱的“新月”味道。清麗、流暢，詩形整飭，想象新奇，典型如《你是人間的四月天──一句愛的讚頌》；但也有對現實的關注和對都市別樣生存圖景的呈現，如《年關年關》。前者是對美好優雅的讚歎；後者是對苦難知性的皺眉。然而，作為詩人的林徽因，應該引以為驕傲的，毫無疑問是寫出了《病中雜詩九首》。這九首詩分別寫於1944年的李莊、1946年的昆明、1947年的北京，1948年5月集中刊載於《文學雜誌》第2卷第12期。很顯然，這批詩歌是作為作家的林徽因的後期創作。輾轉流徙的生活讓她明顯對苦難有了更其深刻的體認，而中年心態更讓她脫盡了前期詩歌的清麗與流暢。這些詩裏已經完全看不到“新月”的痕跡。雖然，有些詩句的想象仍是那麼新奇，但是，卻打上了深刻的思辨色彩，表達上不時可以看到現代主義手法的運用；但又不像此期“九葉詩人”們那樣明顯。這自然是詩人林徽因完全成熟的標誌。在我看來，《惡劣的心緒》、《一天》、《憂鬱》是這批詩作裏的尤為超卓者，足堪玩味。
林徽因的兩篇悼念徐誌摩的散文情感濃烈，在充分呈現一個活潑、生動的徐誌摩的同時，亦深刻表達了自己對亡友深刻的知解。知性的介入，讓兩篇文字情感真摯，卻並沒有一般悼亡文字的矯飾與濫情。《窗子以外》卻是格外俏皮、深雋。俏皮的是對世相的描述，深雋源於作者對世相所傳達出的理解或婉諷。這是一篇將感性和知性結合得非常巧妙的散文佳作。感性和知性的結合，確乎是林徽因的擅長。這也體現在她那些漂亮的關於做建築學考察的遊記中，如《山西通信》等篇什。而那些談建築的科普文字更可以作為精美的散文來讀。很多人認為林徽因甚至將文學才華用於建築學論文寫作，讓嚴謹的學術論文不再枯燥，相反靈秀生動，富有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