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隔海相望的台灣 第三節經受嚴酷的挑戰
一、對外交往：潰敗與對策
6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和新的組合。美國的力量急劇衰落，蘇聯的經濟、軍事實力迅速增長；西歐各國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集團；日本的經濟實力已超過蘇聯，並增強了對美國的獨立性；特別是新中國經過十餘年的奮鬥，衝破了帝國主義勢力的孤立與封鎖，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國際社會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由於蘇聯推行強權政治，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甚至發生了邊境衝突，蘇聯的“家長”地位日益動搖；世界上發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殖民主義體係進一步瓦解，亞非地區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相繼加入了聯合國，帝國主義勢力控製聯合國的狀況開始發生變化。國際政治格局逐步由兩極演變為多極。國際格局的變化，使世界政治的控製權已不完全掌握在擁有最大軍事、經濟力量的超級大國手中。新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名重要成員，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1964年月1月，法國承認了新中國。10月16日，新中國自行研製並試爆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世界上第5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麵對變化了的國際形勢，美國從6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重新考慮其在亞洲尤其是對華的外交政策。1969年1月，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後，在調整中美關係方麵，采取了實際的步驟，如準許美國公民購買非商業為目的的大陸商品，取消美國人到中國大陸旅行的限製，恢複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等。他還下令停止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阻撓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隨著中美關係的緩和。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終於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逐出了聯合國，從而結束了台灣當局竊據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達22年之久的局麵。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正式訪華，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9年元旦，中美兩國正式建交。
在新中國的外交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台灣當局的國際地位直線下降。在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後的數月間，有20多個國家先後與台灣“斷交”。“中華民國”的駐外大使，紛紛下旗回台。台灣當局在許多國際組織中的席位，都被新中國所取代。1973年2月，仍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僅有39個【在此之前的1970年，承認台灣當局的國家和地區有68個，而承認新中國的隻有53個。】；到70年代末，又減少了22個，其中在台北設“外交使團”的隻有11個，其餘的由駐日使館兼管。
進入70年代後，台灣已發展成外向型經濟，外貿在台灣經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出口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一半以上)。因此，“外交”潰敗，對台灣經濟的打擊相當沉重。麵對危局，台灣當局力爭在國際夾縫中求生存，不得不調整對外政策：除設法同20多個國家維持“外交”關係外，開始在一些已與台灣斷絕關係的國家和地區設立各種名義的“非官方”機構，從事以“經濟外交”為重點的“實質外交”、“彈性外交”，【所謂“實質外交”、“彈性外交”，係指凡是對台無敵意的國家，台灣當局均願與之加強聯係，並以經濟、財政、貿易、教育、文化等配合開展“外交”活動。】通過經濟上的往來，加強雙邊聯係。1971年台灣的進出口貿易額為39億美元，到1978年已增加到237億美元，七年中增長了6倍。這種經貿關係，把台灣與世界中國聯係起來，出現了上許多國家與台灣在名義上“斷交”，但在經濟上仍不斷往來的現象。
在台灣當局推行“實質外交”、“彈性外交”政策的同時，美國政府一麵與中國建交，一麵又一再宣稱美國將繼續關心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茅家琦：《台灣三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17頁。】。【茅家琦：《台灣三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16頁。】1978年12月27日，美台雙方就美台“斷交”後的非官方關係問題的台北舉行談判。台灣當局在“同意不同意見”的前提下和美國成妥協。②雙方決定互設對等機構負責處理和協商台美之間的各種非官方活動關1979年3月，台灣“對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在台北成立。4月，“美國在台協會”也開始辦公。同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簽署並公布了《與台灣關係法》。其主要內容是：以和平的方式決定台灣的前途；非和平的方式包括經濟抵製、禁運等手段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必然引起美國政府的嚴重關切；向台灣當局提供防衛性武器等。該法案規劃了美台“斷交”後雙方“關係”的框架，給驚魂未定的台灣當局吃了一顆定心丸。同時，它也使美台未來“關係”事實上具有了某種官方性質，從而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二、經濟的波動與調整
1973年，隨著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爆發，出現了戰後第一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機。油價在短短的3個月內由每桶3.01美元漲到11.65美元。石油危機引起的連鎖反應，產生了國際經濟的變局。這對能源奇缺、依靠石油進口的台灣經濟形成了巨大的衝擊：①物價上漲：1973、1974兩年的零售物價漲幅分別達到22.9%和40.6%，創造了1952年以來的最高記錄。②外貿逆差：1974年逆差達13億美元，超過了以往20年來貿易逆差的總和。③經濟衰退：1974～1975年，台灣出現了自5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經濟衰退，1974年工業生產呈現負增長，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由前3的年均15%驟降為1.1%。在國際石油危機的衝擊下，台灣經濟對外依賴性強的弱點和以往存在的許多問題充分暴露，形成了製約台灣經濟發展的資源短缺、基礎設施滯後、技術勞力缺乏、內銷市場狹小等瓶頸。
為了擺脫石油危機給台灣經濟造成的困境，台灣當局從1973年起采取了一係列緊縮措施，包括調整財政金融政策、調節進出口貿易及物資供應環節、實行物價管製，以抑製通貨膨脹，應付能源缺短，調節市場供需。1974年1月和11月又先後頒布了《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和《十四項財經措施》，旨在進一步穩定經濟，平抑物價。與此同時，1973年開始執行第六期“四年計劃”，其目標在農業方麵以增產為發展重點，在工業方麵以石化、電子、機電、重化工業為發展重點。但這一計劃由於受到石油危機的衝擊而被迫終止。於是，台灣當局重新製定了1976～1981年六年經濟建設計劃，注重發展能源建設，試圖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的應變能力，建立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工業。
為解決製約台灣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台灣當局決定從1973年起，投資2400億新台幣，興建中山高速公路、西線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台中港、蘇澳港、桃園國際機場、高雄造船廠、高雄鋼鐵廠、石油化學工業和核電站等“十大建設”。1977年又決定投資2500億元新台幣，進行12項建設，其中交通方麵5項，農業方麵3項，其餘4項是“十大建設”的延伸和擴大。同時，為發展技術密集型工業，當局還決定從1977年起用10年時間分三期人建新科學工業園區。新築地處台灣西北部，風景秀麗，交通方便，科技力量雄厚(遷台的“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均設於此)。當局以美國斯坦福科學工業公園為藍本，試圖把新築建成台灣的“矽穀”。到1980年，一期工程建成後，新築成為台灣發展高技術密集型工業的苗圃，兼備了開展科研、培養科技人才、生產高技術產品的三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