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隔海相望的台灣 第四節走向多元化
一、建設現代化發達經濟
1979年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機爆發後，台灣經濟再次受到衝擊，導致80年代初期台灣經濟再度衰退，其經濟增長率由1979年的8.08%降到1982年的3.9%。這次經濟衰退的特點是：工農業生產的衰退和對外貿易的萎縮相互交織，使台灣經濟陷入了“進出口減少—工農業生產下降—對外貿易不振—整個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之中；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相互交織。通貨膨脹與財政赤字相互交織，1983年起，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恢複與發展，台灣經濟開始恢複性地增長，當年經濟增長率達7%。這次複蘇並沒有帶來持久穩定，盡管1984年台灣經濟增長率達到10.9%，創造了1978年以來的最高記錄，但從1984年第4季度開始，又一次陷入經濟衰退狀態，經濟增長率降至4.7%，成為近10年來(除1982年外)的最低增長率。70年代中後期以來，台灣經濟連續出現的兩次大衰退，充分暴露了台灣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經濟模式存在著過分對外依賴、重工業基礎薄弱和經濟機製反應不靈敏的根本弊端。
台灣當局為了扭轉經濟不斷衰退的不利局麵，從1983年起，開始著手進行第三次經濟改革。
如前所述，國民黨退台後，基於政治和經濟需要，曾先後進行過兩次幅度較大的經濟改革。第一次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主要是實行幣製改革和土地改革，加強經濟統製，抑製通貨膨脹，發展進口替代工業。第二次是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實行小幅度開放，搞局部自由化，進行外彙貿易改革，著重發展出口導向工業，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變。
1978年，蔣經國擔任“總統”後，逐步形成了推行自由製度，實行統合平衡，注重平等公開的經濟思想，試圖以自由經濟為手段，達到均富的目的【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11月，第430～431頁。】。在這一經濟思想指導下，第三次經濟改革確定以“自由化、國際化、製度化”為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逐步實行全麵開放、大力吸收華僑和外國資本，調整和改革現有的財經政策和製度，鼓動自由競爭，健全市場調節機製，以帶動現有工業以至整個經濟的升級，謀求經濟穩定地增長。針對台灣麵臨的特殊的外部環境，台灣經濟理論界，經過兩年多的爭論，到1985年才基本確定了采取多方位、多渠道、運用多種力量進行總體外交(“實質外交”、“彈性外交”、“國民外交”、“多角外交”、“經貿外交”等)的策略，以實現“三化”方針。1984年9月，台灣當局提出6年內進行14項重點建設計劃，要求1984年人均國民所得達到3000美元。1985年12月，台灣“經建會”訂出15年經濟建設計劃，到200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6.5%，人均國民生產毛額達到15136美元，為1984年3046美元的5倍。1985年5月，根據蔣經國“指示”，台灣“行政院”成立了由27名財經官員、專家學者和工商界人士組成的“經濟革新委員會”(簡稱“經革會”)，專門負責檢討經濟情勢和擬定經濟改革方案。在6個月時間內，“經革會”共提出50多項“革新”建議。1986年3月，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將“自由化、國際化、製度化”確定為台灣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所謂“自由化”，即“尊重市場價格機能，減少行政幹預，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所謂“國際化”，即“擴大經濟活動空間，開放內部市場，促進內外經濟、科技文化交流，增強對外實質關係”。所謂“製度化”，即“製定一套合理的法規，用法製調控經濟運行”。
在“三化”方針指導下，台灣當局進行了一係列財經改革，內容包括改革貿易體製、投資體製、財稅體製，調整產業結構等，使財政體製逐步趨於“合理化”。
第三次經濟改革對緩解台灣的經濟困局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也刺激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從1986年起，台灣經濟開始複蘇。1987年經濟增長率為11.2%。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已由1978年的1559美元增長到1987年的4995美元，1991年起突破9000美元【張山克：《台灣問題大事記》，華文出版社1988年6月，第823頁。】。【1987年，台灣外彙儲存高達76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和西德。】【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1版，第1000頁。】台灣經濟已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
但是還應該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台灣經濟麵臨的“瓶頸”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仍然很多。如經濟結構失調、工業升級緩慢、農業萎縮、通貨膨脹“潛擾”、美國保護主義的壓力、大陸改革開放成就的衝擊、島內資源短缺、社會動蕩不安等。這些問題都不是單純依靠經濟手段在短期內所能解決的。第三次經濟改革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階層的抵製和當局對社會政治不安定的顧慮，不敢大膽開放，因而進展緩慢，改革幅度不大。同時，“國際化”、“自由化”的方針的推行，必然使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廣大工商企業麵臨更多的國際壟斷企業的競爭而停產、倒閉，民族工業也必將受到外國資本的嚴重衝擊和威脅。此外，經濟的“自由化”，又將進一步加速社會與政治的多元化。所有這些必將給台灣社會帶來新的問題。
二、民主進程不可逆轉
1984～1985年，台灣島內的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相繼發生的“六·三”水災事件和一連串的煤礦災變、商品仿冒、製造偽藥、未成年學童外流不歸等問題，一次又一次地在台灣社會上引起震蕩。尤其是“江南命案”和“十信案”的發生，對台灣社會、人心和經濟造成的震撼更為嚴重。
1984年10月15日，台灣情治機關指使黑社會組織“竹聯幫”成員陳啟禮、吳敦等人潛入美國舊金山《蔣經國傳》作者江南住處，將其殺害。這就是在島內外引起極大震動的“江南命案”。這一命案的發生，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殘忍和台灣當局的專製暴虐。
“十信”是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簡稱，屬於台灣工商界號稱第一大財閥的“國泰蔡家集團”所有。1985年初，“十信”營私舞弊、嚴重違規放款情節暴露，台“中央銀行”宣布對其進行專案調查，準備采取措施處置。但風聲走漏，從1月中旬起，“十信”有目的地大量放款給“國泰蔡家集團”重要成員。2月，國民黨當局勒令“十信”停業了3天，引起了“十信”前所未有的擠兌風潮。這一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將台灣財經界秩序混亂、官商勾結等種種令人難以想像的肮髒內幕顯露無遺，使台灣的金融業陷入空前的動蕩局麵。
當此以前，曾因高雄事件受到打擊的黨外勢力，在1950年恢複的“中央民意選舉”以及1981年11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取得了新的勝利。在元氣恢複與重振的基礎上，黨外勢力進一步朝著爭取“組織化”與“合法化”的方向發展，重新掀起了一個要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爭取組黨的浪潮。
社會的動蕩不安，黨外勢力的恢複與發展，使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麵臨新的挑戰與考驗。為“應變求存”，1986年3月27～31日，國民黨在台北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政治革新”。4月6日，蔣經國提名由中常委組成的12人“革新小組”正式成立。該小組提出了政治革新的六大議題，開始對國民黨維持多年的政治體製進行調整。“政治革新”的主要內容是：①解除戒嚴。1987年7月15日，台灣當局宣布即日起解除“戒嚴令”，取消“非常狀態”下的部分軍法措施，放寬對“民權”的限製，實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②)開放黨禁。即在解除“戒嚴”後恢複被國民黨長期剝奪的民眾結社組黨權利。規定隻要新黨能夠“遵憲、反共、反台獨”三原則，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得到有關機構“審核許可”，均可成為“合法政黨”。③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是國民黨“法統”的象征。國民黨長期拒絕對其進行“全麵改造”，隻是1972年起定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緩和“法統”危機。由於改選幅度較小，致使以台籍人士為主的“增額民意代表”長期在“中央民意機構”中處於少數地位，“國會”權力一直控製在大陸籍國民黨“資深代表”手中。這樣，就在國民黨與黨外勢力、“資深代表”與“增額代表”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1988年，國民黨決定原則同意廢止實施了35年的“國大代表遞補製度”，建立“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休製度”，製定了“增額民意代表”分期擴增的規劃。④“地方自治法製化”。1987年10月，“12人小組”通過“地方自治法製化”議案，決定在“不修憲、不修正臨時條款”的前提下，製訂地方政府和地方議會的組織條例。其中省、市長的任命，建議由“官派製”改為“同意製”，即由“行政院”提名，經省、市議會同意後任命。但社會各界強烈要求製定“省自治法”，開放“省主席”和“院轄市長”的直接民選。⑤“黨務革新”。其目的是從組織訓練等方麵對國民黨進行整頓，以“充分發揮組織效能”，提高國民黨的“競爭能力”，適應台灣社會的變遷和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後的新形勢。除上述內容外，“政治革新”還包括改善社會風氣、整頓社會治安、調整勞工政策和農業賦稅政策、改進勞工和小農生活福利、適當增加大專院校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開放報禁等內容。
1987年“戒嚴令”的解除以及此後黨禁和報禁的開放，表明國民黨政治體製已開始出現質的變化，台灣正式步入了政治轉型期【薑南楊：《台灣政治轉型之謎》，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頁。】。台灣的政治體製開始由軍事戒嚴和一黨專製逐步向“一黨優勢，多黨競爭，製衡”的多元化方麵轉變，國民黨也由“支配性”政黨向“競爭性”政黨過渡，在野各政黨也將在“合法狀態”下與國民黨進行競爭。
三、蔣經國病逝與李登輝上台
1986年4月，蔣經國安裝人工心髒起搏器後，身休日益衰弱。1987年8月起，蔣經國不得不坐在輪椅上，出入各種會議，被譽為“輪椅治台”。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台北病逝。蔣經國在台“執政”的10多年間，台灣經濟仍保持高速增長。對他的經濟成績，江南評為A+【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第11月，第478頁。】政治上，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大膽果斷地進行“政治革新”，使台灣民主政治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應該說，這是難能可貴的。對此，他的“政敵”朱高正也予以高度評價：“台灣這幾年的變化，超過過去40年的總和。當台灣在這個急速變化的過程中，他(按指蔣經國)運用長年累積的權威，經常能化解一些不必要的衝突，或防止衝突更加惡化。在這麼重要的時刻他去逝，讓我們很惋惜”。【陳紅民：《台灣政壇風雲》，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193頁。】蔣經國去世時，中共中央曾致電國民黨中央，表示哀悼。
蔣經國病逝後，隨他而去的，還有蔣氏父子對台灣40年、對國民黨60年的家族式統治。蔣經國去世的當晚，李登輝“依法”繼任“總統”職位。但國民黨主席一職由於蔣經國生前並未指定繼承人，國民黨亦無副主席設置，故無法依序遞補。加之國民黨章對此亦無明文規定，這就為國民黨黨內的權力之爭留下了真空。經過兩周緊張、反複的折衝、協調，國民黨27位中常委選舉李登輝為代理主席，確立了李登輝“黨政合一”的最高地位。
李登輝，1923年出生於台北縣三芝鄉。祖籍中原，後南遷福建永定，清朝乾隆年間移居台灣。祖輩以農為業。1944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書。台灣光複後，轉回台大農業經濟係就讀。1952赴美留學，次年獲美國愛德華大學農經碩士學位。1965年再度赴美留學，經3年苦讀，1968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經博士學位。1972年，被蔣經國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1978年“當選”台北市市長。1981年擔任台灣省主席。不到10年，連升三級。1984年，蔣經國又提拔李登輝為“副總統”，並對他刻意栽培，大力扶持。李登輝為人謙和，外圓內方。李的上台，標誌著台灣政權的本土化政策將會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