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第一次“汪辜會談”所規定的商談議題因台灣當局的阻撓而無法落實的情況，“海協會”倡議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1994年2月，汪道涵向辜振甫發出在北京舉行再次會談的邀請，希望通過會談促進兩岸經貿、科技合作和其他領域的交流，並進行政策性對活，提高兩會商談水平。1995年5月，“海協會”負責人赴台，與“海基會”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的預備性磋商，又因李登輝去美從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活動，兩會磋商不得不於6月間中止。
1998年10月14日，“海基會”會長辜振甫受大陸“海協會”之邀率團抵達上海，正式開始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汪道涵與辜振甫就雙方共同關心或各自關心的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並達成4點共識：①“兩會決定進行包括政治、經濟等方麵內容的對話，由兩會負責人具體協商作出安排”；②“進一步加強兩地間多層次的交流與互訪”；③“對涉及兩岸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兩會加強個案協助”；④“汪道涵會長對辜振甫先生邀請他訪問台灣表示感謝，並表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訪問台灣，加強了解。”隨後，辜振甫率團來到北京參觀訪問。10月18日上午9時，錢其琛副總理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海基會”大陸參觀團成員。錢其琛強調要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保持穩定和發展的基礎，是世界各國公認的事實。辜振甫則稱，在民主統一前，雙方該有各自的國際空間，並要求以此作為兩岸結束敵對狀況的第一步。“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會後還舉行記者招待會，分別闡述各自觀點。下午3時，江澤民在釣魚台會見了辜振甫一行。江澤民對辜振甫前來參觀表示歡迎，對涉及兩岸關係的重大問題發表了看法，也聽取了辜振甫的意見。江澤民對辜振甫為發展兩岸關係做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對此次辜、汪達成4點共識表示讚賞，並希望辜振甫繼續為兩岸關係發展做出新的積極貢獻。
辜振甫大陸之行是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來的高層的公開接觸，是兩岸兩會自1995年6月中斷會談以來的首次高層對話，是汪辜1993年新加坡會談之後的第二次握手。
五、“台獨”陰雲彌漫島內
在兩岸關係日益改善但障礙未斷的同時，“台獨”的陰雲卻越來越濃並且彌漫島內。
40多年來，“台獨”勢力的發展大致經曆了4個階段。第一階段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其主要特點是：骨幹多為日據時期與日本占領者關係密切、後又不滿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地主，活動地點多在日本，領導人以廖文毅最有影響。國民黨對其運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獲得成功。1965年，廖文毅返回台灣，接受了招降。第二階段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這時“台獨”主力為旅美的台灣留學生，其中不少人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大學等名牌學府的博士生。他們內部在“獨立”路線上存在著“溫和”與“暴力”之爭，其核心人物是彭明敏。此人是台灣有名的國際法專家，34歲時就晉升台大教授，出任過台大政治係主任。他長期在海外從事“台獨”活動。第三階段是80年代中期以後。這時“台獨”勢力日益猖獗，其特點一是從海外走向島內，二是由地下走向公開，三是由言論走向行動。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竟把“台灣建國”的主張列入其黨綱，公然叫囂要建立“主張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對此，台灣當局不僅處置不力，查而不辦，而且在1994年6月，李登輝竟然也明確提出要建立“台灣人的國家”。李登輝的“獨台”傾向與民進黨的“台獨”主張無疑有異曲同工之效。1995年6月，李登輝以私人訪問為名，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大肆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輿論，其分裂祖國和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圖謀昭然若揭。李登輝縱容“台獨”，鼓吹“台獨”，大搞分裂活動，將台灣引向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愛“德國之聲”專訪時稱：“台灣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與國，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李登輝的“兩國論”一出籠，立即遭到海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李登輝的“兩國論”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徹底否定，是對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公開挑釁，更是對中華兒女民族感情的不可饒恕的傷害，當時島內政壇上的幾大派都在為所謂“大選”而磨拳擦掌，準備拚命一搏。李登輝原先一直搞“明統暗獨”，眼見自己要下台了，他希望他的分裂路線有人繼承，妄圖以“兩國論”來影響島內輿論，打擊反對“台獨”者，拉攏搞“台獨”的民進黨，最後達到由他欽定的人競選成功，以延續自己的影響力，便於操控台灣政局的目的。
2000年3月18日，台灣第10任“總統”選舉揭曉。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以獲得497.7737萬張選票和39.3%的得票率當選正、副“總統”；國民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連戰、蕭萬長得票292.5513萬張，得票率23.1%；脫離國民黨而獨立參選的宋楚瑜得票率則為36.84%。國民黨在大選中宣告失敗，不得不交出其在台灣地區長達50餘年的執政權，一夕之間實現了“政黨輪替”，淪為在野黨。綜觀此次台灣選舉，雖選情錯綜複雜，波譎雲詭，但國民黨的失敗已是意料中的事。第一，在台灣的國民黨是一個具有百年曆史的老黨。國民黨退踞台灣後，在蔣介石、蔣經國的主政下，維係著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從1988年1月李登輝繼任“總統”起，國民黨政權機構開始向“本土化”轉變，黨內矛盾鬥爭迭起。李登輝借機整肅政敵，打擊異己，推波助瀾，使國民黨一次次的分化、分裂，勢力不斷減弱。第二，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掌政權，黨內山頭林立，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特別是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國民黨大搞“黑金政治”，與黑道分子、地方勢力勾結，朋比為奸，對民眾進行威逼利誘，拉票賄買，社會風氣敗壞。台灣百姓對此深惡痛絕，而國民黨上下卻缺乏危機意識。由於黨外民怨沸騰，黨內人心渙散，因而使國民黨成為“夕陽政黨”。第三，李登輝主政12年，留給台灣民眾深刻印象的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說的一套，做的一套，玩弄陰謀權術欺瞞公眾。事實表明，國民黨一些高層官員其實並不看好連戰，而李登輝的用心則是以連戰來牽製宋楚瑜，以達到他“棄連保陳(水扁)”的最終目的。由於李登輝這一套帽子戲法的上演，徹底把國民黨推下了台。
台灣民眾長期以來積存的求變心理和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失望，尤其是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自挖牆腳，使民進黨在台灣地方大選中逐步得勢，終於導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登上了台灣“總統”的寶座。陳水扁，1951年2月18日出生於台灣省台南縣官田鄉西莊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69年6月考入台灣大學法律係學習。1976年至1979年在台北華夏海事商務法律事務所從事律師職業。1980年2月，為“美麗島事件”當事人黃信介擔任軍法審判辯護律師，名聲大噪，從此走上從政道路。1981年11月當選第四屆台北市議員。1984年10月出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第一屆執行委員。1985年11月獲黨外共同推薦返回台南家鄉參加縣長選舉，未果。1987年2月28日加入民進黨，3月當選民進黨第一屆補選中執委。至1999年7月，連選連任民進黨第二屆至第九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執行委員。1994年1月，陳水扁宣布競選台北市長，12月當選。1998年再度競選時，敗給了國民黨的馬英九。
丟掉“市長”職位後，陳水扁全力投入“總統”競選，與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展開黨內提名之爭。民進黨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全力為陳抬轎，最後，許信良被迫退黨參選。陳水扁作為民進黨的“中常委”，多年來一直堅持“台獨”觀點，不把自己當作中國人。他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雖然應當積極與中國開展對話與協商，但國家主權不應當成為談判標的”，其“台獨”主張十分露骨。但是，出於選舉的需要，陳水扁極力淡化民進黨的“台獨”色彩，提出所謂兩岸關係新架構，即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新中間路線”，聲稱“台、中”關係應是“平等互惠，和平共榮”的關係，民進黨應主動尋求使雙邊關係正常化的機會與辦法。
陳水扁提出的“新架構的兩岸政策”，非但不脫離其一貫的“台獨”本質，而且是對李登輝“兩國論”的具體化。其“兩岸政策”的著眼點，是如何在堅持其“台獨”本質的前提下，從方法論上淡化“台獨”色彩，以贏得選舉。1999年11月16日出台的《大陸政策白皮書》進一步淡化其“台獨”主張，其中不僅吸納有新黨、宋楚瑜、許信良的，而且還有國民黨關於發展兩岸關係的部分主張，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島內民眾要求“三通”、穩定兩岸關係和擴大兩岸交流的要求，也回應了美國要求台灣推進與大陸對話、穩定台灣局勢的主張。因此，他的主張有較大的誘惑性和欺騙性。為了撈取選票，陳水扁還聲稱民進黨“黨綱”不是“台獨黨綱”，保證當選後“不宣布台灣獨立，不推動公投變更國號，不修憲落實‘兩國論’”。甚至在大選的前一天，他還向台灣民眾發誓說：“放棄參加民進黨內的任何活動”。陳水扁在選舉中采用的這種多變手段，贏得了不少選票。
出身於台灣本土農村的陳水扁，在台灣下層社會中有相當影響，較多獲得台灣下層民眾的認同。但他在競選口號上缺乏誠信，顯示了他政治特質“百變阿扁”的一麵。他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刻意回避“一個中國”的原則，通過漂亮的包裝推進實質上的“台獨”。陳水扁作為台灣地區新的領導人，給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留下了重大變數。
六、兩岸統一大勢所趨
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促進中華民族的全麵振興，是所有中國人的神聖使命和崇高目標。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力爭這一目標早日成為現實。1993年8月31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題為《台灣問題與祖國的統一》白皮書。白皮書以翔實的史料介紹了台灣問題的由來及現狀，再次闡述了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基本方針政策。白皮書指出：中國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一項莊嚴的神聖的使命；台灣與大陸分離的狀態一天不結束，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鬥爭也一天不會結束。1995年1月30日，在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春節來臨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進一步闡釋了鄧小平關於“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思想精髓，在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點看法和主張。其主要內容包括：①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原則；②對於台灣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
；③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④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⑤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⑥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⑦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⑧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的身分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麵的邀請前往台灣【《人民日報》，1995年元月31日。】。江澤民的重要講話受到海內外中國人的熱烈歡迎，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對推動兩岸關係和祖國統一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7年，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再次呼籲：作為第一步，海峽兩岸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劃；希望台灣當局認真回應我們的建議和主張，及早同我們進行政治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隻要是有利於祖國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可以提出來；祖國統一問題，應當由兩岸中國人自己解決。這就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進一步的政治基礎。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曆經磨難，兩岸同胞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共同奮鬥，譜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近50年來，由於人為因素，海峽兩岸同胞長期骨肉分離，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一段慘痛的曆史，但這改變不了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的事實。祖國要統一，兩岸人民要團圓，這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按“和平統一，一國兩製”方針，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這是中華民族走向統一進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為按“和平統一，一國兩製”，方針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提供了成功經驗和典型範例。事實表明，“一國兩製”是符合香港、澳門的實際的，是有利於香港、澳門的發展和繁榮的，也是解決台灣問題的現實可行的方針。
目前，國際間普遍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台灣分裂勢力和“台獨”勢力企圖通過國際承認的途徑實現“台灣獨立”的迷夢破滅，國際大環境有利於台灣問題的早日解決。島內反對分裂、主張發展兩岸關係已經成為民意主流，台灣同胞已經成為反對“台獨”的主要力量，有利於遏止分裂勢力的蔓延。祖國大陸把社會安定、政治穩定放在首位，深入進行改革開放，集中精力從事經濟建設，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現實基礎。所有這些，都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有利條件。
中國具有5000年悠久的曆史。中華民族繁衍生息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形成了崇尚統一、維護統一的價值觀念。台灣同祖國的隔絕是違反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願望的。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這樣一個關係中華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務，擺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麵前，誰也不能回避，也不應回避。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中莊嚴宣告：“我們完全有決心、有能力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不管在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道路上還有多少艱難險阻，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和所有中華兒女，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攜手共進，祖國的完全統一和民族的全麵振興，一定能夠實現。”
跋：二十世紀中國史的整體觀
時光流轉，世事滄桑。曆史的車輪已越過了難忘的20世紀，駛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紀。站在世紀的交彙點上，回望百年中國，我們雖然已對紛繁的曆史人事和複雜的曆史過程進行了具體的梳理和描述，然而略感不足，以為仍有必要從時代遞嬗和全球角度再做一番整體的觀察和把握。這種具體與整體的結合，微觀與宏觀的比較，或許更有助於揭示曆史的本質，更有助於汲取曆史的智慧、啟示和教益。
一、20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是政理
(1)就整個世界而言，20世紀無疑是一個“短促”的、巨變的世紀，其變化的速度、烈度、廣度和深度，都是以往任何一個世紀所不能比擬的。對此，人們常常用“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之類的詞彙來形容。不經意間，一個全新的“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已悄然而至。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舊有的代際關係模式開始崩裂，一種特有的“代溝”現象日益困擾著人類。在這世紀，西方各國已先後完成了現代化，並開始由“工業社會”(以商品經濟為軸心)向“後工業社會”(以服務經濟為軸心)過渡。與西方相比，由於中國走的是一條被迫的外源後發型逐漸朝自覺的自主探索型轉變的現代化之路，加之傳統墮性因素厚重，因而中國的總體變化速率顯得相對“緩慢”，廣度和深度也不是如前80年)，但其烈度及所付出的代價則更為突出。當然，後來者也有後來者的好處，即中國已有了西方的前車之鑒，在自己的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進程中能夠較多地注意避免工業化所帶來的環境汙染、生態失衡、能源危機、貧富差距、精神危機等問題(如後20年)。
(2)20世紀整個世界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地球變小了”，成了一個“地球村”。由於科技進步，交通發達，信息交流，世界已真正連結成一個整體。如果說19世紀中葉以後，中外交往從單向發展為雙向，中國無可奈何地走向了以歐洲為主體的資本主義世界，終於成為全球性國際社會的一員；那麼，到了20世紀，盡管中外交往頗多曲折，但由於中國人民的奮力抗爭，中國的大國地位由沉淪而轉趨上升，並最終成為國際事務中有很大影響力的成員之一。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中國人民在“麵向世界，麵向示來，麵向現代化”的思想指導下，觀念不斷更新，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大大加快。在建立新型的國際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隨著全球經濟體化浪潮的增強，也必不可免地會帶來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如何處理不同文化間的關係、如何看待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等問題。
(3)在20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對立、鬥爭構成了另一幅世界圖景。這種勢不兩立的較量似乎顯示了人性中的兩極——為“私”與為“公”的矛盾糾葛，彼此都認為對方是“魔鬼”，代表“惡”，自己是“天使”，代表“善”，曆史站在自己一邊。其實，兩種社會製度都是曆史與特定的人類群體相互選擇的結果，既說不上是“魔鬼”，也說不上是“天使”，其中的高下優勢，隻是相比較而言罷了。還是伯特蘭·羅素說得比較實際：“人類任何一部分都關不像他們自己所認為的那麼好，或者像他們的敵人所認為的那麼壞。”不消說，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長期侵略迫使中國人選擇了蘇俄式社會主義，但這種模式的僵化和低效率(如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前後就有所揭露和批判，見其《不合時宜的思想——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思考》一書；更不用說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了)，又迫使中國人尋求一種更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麵對人類共同的生存危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彼此之間的對立，開始超越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承認對方的優點，改革自身的弊病，謀求一種“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新關係。在這一方麵，中國扮演了率先重範的獨特角色。譬如在，在20世紀90年代的短短幾年間，中國先後同俄羅斯、法國、日本、美國、英國、歐盟等確定建立多種形式的雙邊“夥伴關係”，從而有力地推動著國際總體形勢不斷趨向緩和，有助於世界格局多極優趨勢的加速發展，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再就各國內部的自我更新來說，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積極引進外資，建立市場經濟體製，承認私營、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的等等改革有目共睹，即使是“老道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走向調和勞資衝突、兼顧“公私”利益，以“合作和競爭”為主調的“新資本主義”(W·E·哈拉爾語)。總之，盡管世界還很不太平，地區衝突還時有發生，但對話與協商畢竟逐漸取代了勢不兩立，和平、改革和發展成了時代的主題。
二、《二十世紀中國史》的整體架構和側重點
(1)《二十世紀中國史》，誠如“引論”所說，是將20世紀作為一個大的“斷代”，作為一種時空框架，從具體與整體的結合上分析、研究和論述這個世紀中國曆史的著作。全書分為兩卷：上卷起自1901年，即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逼簽《辛醜條約》，中國民主革命勃興，迄於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新中國成立。以1901年為分水嶺斷代，不隻是一個年份的“巧合”，更重要的是因為在此前後，國際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壟斷階段，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也由以商品輸出為主變為以資本輸出為主，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另一半為半獨立半資本主義，但比重較小)社會最終形成並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係；八國聯軍協力侵華和逼簽《辛醜條約》使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突出，而義和團運動的旋興旋滅又意味著舊式農民革命的終結；隨之，清政府在人心喪盡後被迫進行自掘墳幕式的“新政”改革，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終於取代了改良主義思潮在思想界的主導地位，等等。這樣，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包括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和中共領導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華民國(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就會是一個整體，而不致被人為割裂。這一卷為中國現代史。下卷起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迄於20世紀末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下兩卷大體各占50年，既獨立設章，又合為一個整體。
(2)從本質上看，時間是一個“連續統”，曆史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基於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密切聯係，為了辨明和展示20世紀中國的來龍去脈，本書在時限上或向前或向後都有一定的延伸。譬如上卷中除了“引論”部分涉及到中世紀中西社會結構之不同、專門論述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和世界如何走向中國、中國如何走向世界之外，第一章還概括地比較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與晚清的“洋務運動”，評述了甲午戰爭的結局和影響，戊戍變法與舊式農民運動的命運等問題。下卷的第八章則扼要論及2001年中共中央舉行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中美、中俄等雙邊或多邊關係的新變化、新發展，北京贏得第29屆奧運會舉辦權，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推進小康社會建設等重要史實。
(3)如果說19世紀是中國“最屈辱、最羞憤、最痛苦”的世紀，那麼20世紀則是中國人民為改變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而覺醒、抗爭、奮鬥、變革的世紀。正是從這種認識以及時代的要求和現實需要出發，《二十世紀中國史》在全方位觀照、反思和論述曆史的同時，側重選取了中外互動、改革開放、兩種變革方式(革命與改良)、現代化進程、社會結構轉型、社會生活變遷、中西文化關係和論爭等新視角，著力展現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追求民族獨立和現代化(包括前半期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與後半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艱辛與歡樂、坎坷與成就，以及不斷革故鼎新的壯觀曆程。
(4)《二十世紀中國史》在章節結構和內涵上也做了新的探，體現了新的角。譬如，關於1927～1937年的曆史，過去的著作一般用“十年內戰”或“土地革命”來概括，後又采用“國民黨新軍閥的反動統治與中共的土地革命”做標題。凡此種種，不是隻強調中共的革命鬥爭，就是把著重點放在國共兩黨、兩個政權的敵對上，或多或少削弱了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抗日鬥爭。本書則從14年(1931～1945)抗日戰爭(包括6年局部抗戰和8年全國抗戰)立論，不僅為上卷第五章確定了“國共對壘與局部抗戰”的醒目標題，而且在第三、四節的具體敘述中加大了局部抗戰的份量，還會得出與過去不同的新結論。如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在客觀上已成為當時中國的曆史主題，然而國共兩黨的認識都與這個曆史實際有差距。過去因從“十年內戰”和“土地革命”的角度看問題，勢必隻看到國民黨“安內攘外”(即先剿共後抗日)的罪責，而忽視了中共“反蔣抗日”(即以反蔣的階級戰爭作為抗日戰爭的前提)和“武裝保衛蘇聯”的偏差。事實上，若從14年抗日戰爭的角度考察，作為決定中國命運的國共兩大政黨雖然對日本的侵略有過不同程度的反應，但都背離或偏離過“抗日救亡”的曆史主題，導致了綜合國力的嚴重內耗當然，責任主要在執政的國民黨方麵)；正因為如此，華北事變後才有各自政策的大改變、大調整。再如，與一般的“國史”體例不同，本書下卷將“建國初期”(1949～1952)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53～1956)分為兩章，旨在凸現新民主主義社會製度(如經濟上的多種所有製成分並存、政治上的民主聯合政府)與中國現實的適應性、和諧性以及過早放棄新民主主義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將“文革十年”分為兩章，有助於說明兩大階段的各自特點；最後專列“隔海相望的台灣”一章，則是為了集中論述作為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地區各方麵的發展變化、“台灣問題”的由來和祖國必將實現統一的大趨勢。此外，本書力求突出人在曆史中的主體地位，重視人物的履曆和個性描述。尤其對一些具有重大影響或代表性的人物，書中都穿插有小傳，著意如實描摹，客觀評述，以增強可讀性。
三、20世紀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及製約因素
(1)所謂社會結構的轉型，不隻是“社會性質”、“社會製度”的改變，更是指社會文明形態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的轉變。這種轉型既是社會有機體(結構)各個子係統相關互動的、整體性的發展過程，也是一個複雜的、長斯的、呈現階段性的變革過程。就20世紀的中國而言，社會轉型就是整體性地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亦即由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其基本內涵不外乎經濟上的工業化、社會化(包括多元所有、市場調節、公平分配)，政治上的民主化、法製化，文化上的多元化、
大眾化，社會生活上的公民化、個性化，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可以說，中國社會轉型實現之時，也就是現代化成功之日。這個過程從19世紀中葉“洋務運動”起步，貫穿整個20世紀，直到21世紀中葉，大體經曆兩個世紀。與西方國家相比，由於中國曆史——社會——文化條件的不同，這個轉型過程就是得頗為艱難，頗多曲折。
(2)製約中國社會轉型的外部因素，當然首先應提到資本主義的殖民侵略。這個問題十分複雜，需要認真冷靜地加以辨析。從總體上看，外國勢力的入侵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掠奪了中國的財富，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阻礙了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因而反對侵略和謀求民族獨立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主題。與此同時，外部資本主義作為消解封建專製主義的力量，又在客觀上破壞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自然經濟，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展示了高於農業文明層次的先進生產方式、社會製度和精神文化，加快了中國社會裂度和新陳代謝的步伐，因而學習西方和追求現代化又成為當時中國的另一個曆史主題。其實，這兩個曆史主題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麵，猶如一枚銀幣的兩麵。換言之，正義與非正義的鬥爭、先進與落後的鬥爭，以及“救亡”與“啟蒙”的呼聲，往往錯綜交織在一起，很難劃然區分。麵對這種既要反對西方(侵略)又要學習西方(先進生產方式、製度和思想)、既要反對傳統文化又要維護民族尊嚴的價值交錯，中國人尤其是有智識的中國人在情感與現智的雙重糾纏中，在“道德判斷”(美與惡，正義與非正義)“事實判斷”(好與壞，選進與落後)的思維困境中，便不易作出正確的選擇。其情緒之波動，心靈之痛苦，行動之瞻前顧後，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