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家勃興昌運，撫有方國，四聖接武，澤流生民。所先者仁義之化也，所行者禮樂之教也，所敦者農桑之業也，所後者管榷之利也。然卒所以資國用而足兵食者，唯貨一扃尤為劇大。自曩歲群臣定議隨土宜而製之，或禁其私鬻以充郡縣之課，或通商人以泄縣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
以今觀之，則禁者誠非，而通者誠是也。何則？茗者山林之所產也，山林者人力之所營也。所營者博，則所生者眾。所生者眾，則所賦者餘。所賦者餘，則常生之業畢出於是矣。今乃申嚴號令，窒其私鬻之路，欲使民利一歸於公，雖斂之計誠得其術，曾不知敝生於下而抵冒之獄闐然而起矣。及其不勝也，然後從而加之，民或至死亡而不懼令，或至峻烈而無益，久不易則無乃傷二慈之政乎？而又上之而急，繼以千艘，一歲之庸，動逾百倍，傷財暴眾，無大於此，故曰禁者誠非也。今若普治天下，均其常法，上則蓄之以大扃，下則通之於商人。其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茗也，由外郡而與之。俾夫周旋海內，自受其益，所過關市，則悉增其稅，所至郡國，則悉弛其禁。大可以減縣官每歲之用，小可以息生民抵冒之獄，此謀一立，萬世利之。故曰通者誠是也。二者之論，期於一擇。
議酒
榷酤榷酤：指專賣清酒。之興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奏罷之，新莽重立之。絕於魏，起於陳，盛於唐，大備於當今之世，其源益深，其本益固，其所害者多，所利者寡。雖有非常之智，弗能去其害也；雖有不世之略，弗能益其利也。盜濫日益起，爭奪日益繁，獄訟日益長，刑辟日益峻。非酌以便宜而建以中道，則淳厚之化其何以致哉？昔武帝之世，騁誌四夷，兵資國用皆所不贍，則置之者乃其榷也。孝昭之世，海內休息，務以仁政，綏懷於民，則廢之者亦其宜矣。雖新莽詭製，強複其法，然曆東漢魏晉，數百年間而弗複用焉。及陳氏膺統，文帝當禦，始下詔令恢而襲之。至於有唐，厥製漸備，或定其酤之稅，或別為三等之目，可否相半，損益相兼，行於一時，稍得其便。厥後京都免榷，以優乎大眾之聚，五州榷曲，以當乎鬻賣之利，隨所利害，以為定法。載在前史，灼有明驗。
我宋紹位，有三製焉。王城之中，則征其糵而不征其市；閩蜀之地，則取其稅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國，則各有常榷。軍旅之餉，非是不能給也；帑藏之實，非是不能充也；歲時之課，非是不能足也；醝艸名之扃，非是不能並也，其名雖異而其課則同，其法則三而其利則一。課既同，利既一，則天下之製可以盡一矣。然朝廷所以不一者，蓋將優遐邇之徼而重畿內之民。誠深利矣，孰若兼四海而利之？且盜濫爭奪，天下之公患也；獄訟刑辟，天下之大殃也。今使五城之中則亡其公患，閩蜀之地則棄其大殃，其餘郡國則兼殃患而有之。嗚呼！亦仁者之所非也。
愚以謂京都之內則宜遵舊常之法；天下郡國則宜通閩蜀之製。無損於課而課以之集，不煩於刑而刑以之省。可以導仁政，可以消爭心。前所謂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於此。
財用
荀卿言富國之道曰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所謂裕民者，取之有製，使之優厚之謂也；所謂節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謂也。善哉！荀卿言富國而先及民者，知本歟！比鹹平、景德雖有北警之役，而國用民力上下交足者，其是道哉？
今日無向者之警役，而藏於國者或寡，賦於民者或多。何哉？且節用經製、百官謹職皆如向之時，胡為國用民力不加焉？是亦天時之水旱，兵食之多冗，管榷之未通。姑當乘豐而儲備，利商而通貨，練兵而去冗。昔堯湯水旱而民無捐瘠者，備先具也。唐大曆後，國費能給者，劉晏輩利商轉貨也。兵貴精，昔曹公以五千敵眾萬，故冗食可省也。如是，其民賦少省，國用少充，庶幾民裕國足如荀卿之言也。
議錢上
夫製世禦俗非一謀可盡也，便民益國非一術可該也。是以聖人在上，隨輕重而禦之。民所重則禦之以輕，民所輕則禦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幣帛之製。刀布者，貨之流也；幣帛者，貨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環，迭相為救，此聖人有國禦天下之大柄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雖立而其跡不傳。逮乎武王建祚，師望佐業，外則通三幣之貨，內則製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則天下之用足，散則天下之財阜，利則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後廉取興，財阜而後禮義浹，用足然後德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輔桓公而成開塞之術也。周景變之，所以隳祖構而忘小大之法也。緣此而下，廢興不常。西漢以來，其製屢易，陳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錫銅山者有焉，廢五銖者有焉，創鹿幣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晉宋而後，俗化慚薄，上先其製，下成其私，有風飄水浮之輕，有線環赤郭之異。百名千品，莫可勝述。遠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盡掃其轍，文之以年紀，創之以事宜，規模小大，最為折衷，天下得以從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權，較之古先，誠得其術。
我國家剗去偽亂，襲有唐休烈，鼓鑄有常職，輦運有常數，盜濫有常禁，出納有常經，稽其本末可謂詳矣。然比歲以來，邦用頗乏。於民也，有困窮耗費之苦；於國也，無豐盈羨給之餘。議者紛起，莫從其便。或曰：宜鑄為大錢，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鐵製，以同閩蜀之法。大可以益國，小可以便民。行於一時，足見其利。鑄為迂遠之談，苟簡之謀也，非所謂利於經人也。夫久為大錢，則民失其用，用失其用則眾易其業，易其業則困匱生而奸濫起矣。兼造鐵則國重其禁，重其禁則俗違其便，違其便則抵冒作而刑辟煩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盜鑄日積，二患也；於用甚輕，三患也；歲鑄不給，四患也。夫伐山取穀鼓鑄，而泉有不行者，兼並聚之也；法令峻烈，甚於水火，而民或盜鑄者，薄利誘之也；大小之法，與前無異，而用之甚輕者，異物害之也；寶貨之路出於羨餘，而歲鑄不給者，浮費奪之也。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謂四利？塞兼並一也，嚴法令二也，禁異物三也，節浮費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當今之宜，莫便於此。
議錢下
問：自古錢法，未有如國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來，銅產耗竭，鼓鑄不能供。欲案其舊法而弗變，則患乎銅之不給；欲鑄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則患乎民之竊鑄也。敢問何行而後可？
對：自古錢法，輕與重，大與小，誠莫如國家之折衷也。然所以製之之術，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間，盜鑄盈市而法令不能嚴，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獄，未嚐聞梏一鑄錢者。故公錢益少而私錢益多，此未至者一也。
海外之郡，如高麗、交趾之國，一器一皿皆銅為之。彼以銅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產無名之貨來鬻於中國。中國之人愛其異而貪其寶，爭以泉貨而市之。彼得泉以歸，則鑄為銅器以便其俗。故錢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貧，而國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
邊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間，興師者數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鑄之不絕於時，一至塞下無複返者，此中國之泉所以耗而邊民之豪得以聚而積之也。故中國之物其直輕，由於錢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於錢多也。國家誠能止錢貨之運而若穀若帛，募富商巨賈致於塞下，使就取其符於江淮京洛間，或泉或貨，雜支以償之。若此二三歲，而中國之泉不營而自給矣。當今之策，莫此為便，而國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
夫釋老之徒以銅為器，其徒日益廣，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銷錢而鑄焉者，有市銅而鑄焉者。國家雖有其禁，又寬而不舉。以日銷之錢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銅而給日興之鑄，是何異拔樹而附枝乎？今誠能稍嚴其禁，以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國家不知行焉，反謂於國體有纖削之謂，此未至者四也。
此四者，泉貨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猶水之有四竇，木之有四蠹也。今誠能窒其四竇，拔其四蠹，則不變舊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竇未能窒，四蠹未能拔，雖一變其法而為苟且為利，愚恐有損而無益也。且變法者謂銅之耗竭矣，苟為銅之耗竭，則雖以一大者當百小者，然後可行焉。其次則以一大者當五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其下則以一大者當二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夫民誘於薄利，雖銷一為二，猶且為之，況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頸，猶將竊鑄而不已也。欲嚴其禁，則抵冒盈天下；欲寬其禁；則奸濫盈天下。若之何而可為哉？且變法之禍見於前世矣。漢武時改錢法而鑄白金，於是吏民盜鑄而死者不勝數。王莽之世，又為泉貨六品，與貝化龜寶之類參而行之，天下破業而陷刑者相望於道。吳孫權亦鑄大錢，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從而罷之。唐明皇時，從第五錡之策，鑄為三品，法愈嚴而犯愈多，商農之業皆失其利，有餓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變法之禍也。今不窒其四竇而拔其四蠹，而欲襲前世已然之禍，愚未知其可也。
議倉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為之本而兩漢隋唐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於今而皆得其便，兩漢隋唐之法未必行於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論，在乎當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邁俗，在乎宜而已矣。
夫義倉者不興於唐虞之世也，不建於三代之君也，不起於兩漢之時也，蓋始於隋而盛於唐者也。其道以振乏為本，以恤民為先，以博施為法，以樂輸為率，以眾賴為便，以義和為名。各於其社樹之以倉，各令其民入之以穀。設其官守，嚴其戒令。豐歲則勸課而輸之，凶年則發徹而散之。不煩於刑而民樂從，不費於國而民無困。於上有救貧恤饑之政，於下無轉溝殞壑之苦。以言其濟施，則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輸入，則義之廣者也；以言其取與，則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則長孫倡而始之，其在唐則戴胄舉而行之。文帝從長孫之計，於是民俗以安，國費以省，邦儲以厚，而卒能成大業之治焉。及太宗從戴胄之言，於是和氣以洽，仁風以暢，王業以固，而卒能成貞觀之風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為博施之本而為軍國之費，弗以樂輸之賦而為征取之科。自是之後，名存而實廢矣。由此觀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後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為治而昏主所以為亂者，其義倉之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