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家族的興旺發達取決於家庭賢人的出現，曾國藩眼中的“賢人”是指能夠自立之人，他常說：“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又說：“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而這種“自樹立”之人，是指具有維護家風、興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國藩一生崇尚自立於世，從他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曆經艱辛，但始終努力不棄，終有所成。他嚴於律己，對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樣要求。他做官不貪，不愛錢，更不為後代積財，在今天也是令人感歎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國藩的父親命令他寫一副對聯掛在大廳之上，他寫道：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
曾國藩對父親的見解十分讚同，他常說，他依靠祖宗的積善行德，年紀輕輕就“一帆風順”做了高官，深怕由於自己一個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極力勸誡各位弟弟和子女們：願咱家成為耕讀孝悌之家，而不願成為官宦之家。
他在給弟弟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說：“我們弟兄身處這樣的時代，名聲遠揚，應以錢少、產業少為好。一則平日裏可以避免別人眼紅，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狀況，子孫們也不至於一味講究奢侈了。我們曾家曆代的立家氣象、格局沒有改變，從嘉慶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見到祖父星岡公每天生活守常規。不相信醫藥、堪輿、和尚、巫師、禱祝等事，這也是老弟曾經親眼見過的。我們這一輩的人認真遵守家風，則家道便可多支撐些年，望老弟率紀澤及各位侄兒切實做好。家中木器還不齊備，請老弟幫兄購置一些，家具隻求結實耐用、不要超過三百兩銀子。不圖雕花鏤圖，但油漆要好一點，這樣能經久耐用、房屋不求華美，周圍要多種竹木鬆柏，多留些地做菜園，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緊，清貧儉樸就像窮苦人家，所領的養廉銀全部充公使用。沒有購置一廛房地、一區田畝，吃飯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兩百銀子。”
別說古人了，即使是現在，多數人的觀念也是用盡辦法為子孫積聚財富。即使後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頭，遭人恥笑。然而他們卻沒想過為子孫留下過多財產，反而是害了子孫。因錢多生活無憂，子孫就變得不思進取，最後導致坐吃山空。
補拙補心，勤必有成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備的，同時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條件製約的。
人們常說業精於勤。勤是發展事業的唯一途徑。孔子反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孟子將四體不勤之人視為不孝之輩。曆代家訓中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內容，便是“勤訓”。
為商者隻有勤於生意才能財源廣進；為官者隻有勤於政事才能造福於民。懶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國藩夜讀汪輝祖《學治臆說》等書，深為歎服。他在日記中寫道：“閱汪龍莊先生輝祖所為《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夢痕錄》等書，直至二更。其《庸訓》則教子孫之言也，語語切實，可為師法。吾近月諸事廢弛，每日除下棋看書之外，一味懶散，於公事多所延擱，讀汪公書，不覺悚然！”曾國藩同意汪氏的觀點，認為為官應以勤為首。
曾國藩對“勤”字的認識也很有深度。在他看來，“勤”字是人生第一要義，是修身、齊家、為官、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認為，千古以來，聖賢豪傑之士，立身於世能功成名就，無一不是因為勤。人如果勤奮，就沒有什麼做不到的，反之就會一事無成，還可能招致災禍。
曾國藩曾把治學為人之道概括為八個字，即“八德”，列於首位的就是“勤”，他認為勤字最為重要。所以他每當同時談論幾個字時，總是將“勤”字放於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後來他寫居官三箴，為“勤”字寫了四句注腳：“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曾國藩不是天資絕頂聰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勳，可以說全是“勤”字所致。這與其勤儉家風有密切關係，但同時也是曾國藩自身修養的結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備的，同時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條件製約的。人們常說的“勤能補拙”就是這個道理。曾國藩說，居官應以“動廉明恕”四字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響較大，而其餘三字則可由學習而至。“勤”字是實踐所有事業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為重要。
曾國藩治學，認為除“勤”之外別無他途，勤奮方能有恒，才能點點滴滴，堅持不懈。他從青年起便養成了每天讀書的習慣，即使從軍之後仍舊不改。他教導手下將士說：“勤”字之義，在於平日勤加訓練，勤於治事，稍有餘暇，則讀書不輟。
曾國藩統領湘淮兩軍，如此繁重的職務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閑暇讀書寫字。奏牘、書信、家書、批文、日記，幾乎都是他親手所寫或刪定，僅現在留傳下來的就達數千萬字。他寫家書，恐怕也是古往今來最多的。他自從向倭仁學習寫日記後，幾乎從未中斷。他的日記也有幾種，如《過隙影》、《茶餘偶記》、《求闕齋日記》等，僅留傳下來的就有百萬字之多。他所寫的奏章、批牘更加不可勝數。這種好學習慣，至老彌篤。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詩數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編序》，述古今以來文章源流，見解精辟，是傳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個月，他還為湘軍後期的名將劉鬆山寫墓誌銘，但因病發而未能完稿。
曾國藩通過對曆史的研究，得出這樣的認識：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他認為當時的清朝正處於動蕩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難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誌向，隻有勤奮而已。
本著這樣的原則，曾國藩真可謂勞心勞力，以一“勤”字終其身。即使偶爾有不夠勤奮的時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過。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記中自責：近日來公事上不是特別地仔細，訪客也很多，誌趣也比以前散漫了，軍事、吏事、糧餉事、文事每日都應盡心盡力，以求進步。因為一日沒有長進就是退步了。以後每日會更加留心吏事，勤見僚屬，多了解情況；留心軍事，從教訓將領，督察操練下手；留心糧餉之事，從人數上下手；留心文事，從廣征古訓開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軍事，午後多留心餉事，晚上看文事。
曾國藩辦事勤奮，在他任直隸總督時表現得最為突出。1869年初，他進京見陛，這是他自從離京後第一次回京，前後已十幾年。當時直隸雖是京畿重地，吏治腐敗卻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官員疲玩，訟案堆積如山，民怨沸騰。所以，曾國藩一上任，就拿吏治開刀。吳橋知縣王恩照、曲陽知縣萬亨泰、武強知縣王庶曾、遷官知縣周培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懷安知縣穀洪德，這些人性情疏懶，不理訟獄，曾國藩一律奏請革職，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飭，吏治民風，為之一振。
在直隸總督任上，曾國藩最費心的便是處理積案。據吳汝綸記載：曾國藩辦理積訟，從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結銷新舊各案40191起，從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連同閏月，共24個月，又結案90155起。平均算下來，前一段時間，每天180多件，後一段時間，每天也要處理120多件，其勤奮程度，實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導下，直隸吏治迅速改觀。清廷稱許曾國藩“辦事認真，幹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弊習”。
從曾國藩一生做事風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訣。曾國藩說過的勤奮之道，“精力雖至八分，卻要用到十分，權勢雖有十分，隻可使出五分”。勤沒有限製，越勤越好。勤字不僅可以積善成多，還可激勵士氣，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現歸納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親巡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條理始終清晰，理其緒而分之，可合並同類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後來他又總結出了三勤：口勤，處處察看；腳勤，事事體恤；心勤，勤思多動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