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將中國古代詩歌的創作推向鼎盛的是唐代的詩歌，那麼，成就明代文學的輝煌，是長篇小說的湧現和繁榮。每當人們提起這個時代的文學，便會列舉出《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傑出作品，自然也不會忘記吳承恩的《西遊記》，因為，這部小說所創造的孫悟空、豬八戒、唐僧等藝術形象，已深入人心，不僅中國的百姓家喻戶曉，在國外也深受人們喜愛。
《西遊記》是一部神魔小說，給人們展示了一個絢麗多彩的神魔世界，人們無不為作者豐富而大膽的藝術想象而驚歎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作為神魔小說傑出代表的《西遊記》亦不例外。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西遊記》“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又說：“作者稟性，‘複善諧劇’，故雖變幻恍惚之事，亦每來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事故。”
的確，《西遊記》所描寫的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在曆史上實有其事。唐太宗時，26歲的和尚玄奘，為探求佛法，追根尋源，偷越國境，到天竺求法，曆經千難萬險，耗時17年，於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長安，取回真經657部。翌年，李世民下詔，命玄奘口述取經見聞，由其門徒輯錄成《大唐西域記》。其後，玄奘門徒慧玄、彥琮根據其師傅的經曆，撰寫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書中記述了玄奘取經的過程，並加入了一些宗教神話故事和曆史傳說。該書為西遊故事的流傳、演變提供了再創作加工的基礎。唐末，出現了有關玄奘取經故事的神奇性筆記小說。以後，取經故事便由佛教徒的傳說演變為人民群眾的口頭傳說，而且，愈傳愈奇，神話色彩，愈傳愈濃。到了南宋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刊行發表，標誌著唐玄奘取經故事由曆史故事向文學故事的轉變，《詩話》又出現了《西遊記》孫悟空的前身——“猴行者”，使虛構的人物代替了曆史的真人真事，神魔故事逐漸代替了佛教故事。後來的元代雜劇，也有關於取經故事的作品，如《唐三藏》、《蟠桃會》，還有講述唐僧出身的《陳光蕊江流和尚》，表現孫悟空被捉的《二郎神鎖齊天大聖》等作品，元代劇作家還寫下了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隻可惜，現在隻存斷簡殘篇。到了明初，西遊的故事情節已趨完整，師徒四人，人物結構已成體係。再後來，明初人楊訥的《西遊記雜劇》有6本24出，為吳承恩的《西遊記》提供了參考的藍本，其後問世的《西遊記平話》更是為《西遊記》的出爐，豐富了素材。因此，《西遊記》的成書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融進了長達700百年間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吳承恩就是在總結流傳的傳記、傳說、故事、評話的基礎上，重新構思、組織和編寫，創作了《西遊記》。
吳承恩的《西遊記》內容豐富、故事情節完整嚴謹，人物鮮活豐滿，想象多彩多姿，語言樸實通達，通過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曆經千辛萬苦的故事，表達了人們渴望擺脫傳統束縛，追求精神自由的強烈願望，表現了“強者為尊”，高揚個性的精神；同時又形象地喻明縱心人妄，攝心成真的道理。作品主張應當約束磨煉人的心性，應當投身於正義事業，在“普濟眾生”的偉業中實現自我價值，實現美好理想，達到至善的境界。其思想境界、藝術境界高超，為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添上了光彩的一筆。尤其是作者以浪漫主義的手法，表現了神魔故事，在處理現實生活的內容時，十分注意細節及基本事實的真實，在神奇故事中，融入了政治、文化習俗、倫理道德觀念，具有曆史本質的真實，再現了社會現實生活，因而，有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