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又提供了天寶九載因“妒媚”憐旨的具體時間線索：“（天寶）八載冬十月乙醜，上幸華清宮九載春正月乙亥，上還宮。二月，楊貴妃複憐旨，送歸私第。”也就是說，從八載十月到九載正月10多天的時間裏，玄宗和貴妃都在驪山華清宮度過。而返回長安興慶宮不久就發生了複因“妒媚”憐旨的事件。看來，事情是在華清宮發生的天寶八、九載問，有資格跟玄宗幸驪山的女性，自然非楊氏三姐妹莫屬。三楊中，韓國、貌國未見在男女私事上有何傳聞，尤其來聞和玄宗有何瓜葛。而魏國殊豔尤態，楊柳浮萍，又傾盡機巧善事人，早年即與再從兄楊國忠關係暖昧，後來又與妹夫唐玄宗有染。故中唐詩人張枯曾以集靈台為題，作詩諷刺雲：“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平時在長安宮中尚且如此何況在華清宮中這亭台樓閣掩映、林木花草茂盛的地方，調情作愛，也是想象中事了所以可以推測，二人在驪山調情，被貴妃發覺，因而引出二次因“妒媚”憐旨被譴出宮的事件。
最後關於楊貴妃的結局，本來史籍記載已十分清楚，為賜死馬鬼無疑。而後世之好事卻根據白居易《長限歌》中“忽聞海外有仙山，山在虛無扒渺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大真，雪膚花貌參差是”等詩句，臆造出貴妃死而複活，東渡大洋，定居日本的事跡。又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尤其是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似乎真有其事一樣。其實白氏《長恨歌》旨在頌揚李、楊愛情，蓬萊仙山、大真仙子之說純屬虛構，完全是為了表現王題的需要，絲毫沒有貴妃複活、東渡扶桑之意。想不到卻授人以口實，借此大作文章，殆非白居易之初衷。因而亦為本書所不取三、突出主題，寫出四大美人“美”的價值所在，摒棄“紅顏薄命”和“美人禍水”之說。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盡管社會各階層人們在身份、地位、年齡等各個方而存在諸多不同，但在對美的欣賞和熱愛上卻是共同的。古往今來，勞動人民在開天辟地、創造社會的活動中，從來沒有放棄過對美的追求。因而美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一大目標，是人類共有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可是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封建統治者一麵千方百計獵取美色，肆意摧殘，以飽私欲。一麵又假惺惺地打出一種衛道者的招牌，把受其摧殘遭受不幸的女子歸為“紅頗薄命”之類；又把自己因貪色而誤政、誤國的罪過歸咎於“美人禍水”，之列。久而久之，就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四大美人皆屬國色，殊豔絕代，她們的遭遇是否也是她們的“薄命”和“禍水”之由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
前所述西施、昭君和貂蟬均為國獻身，犧牲了她們的幸福生活和青春年華，把自已的冠代之美毫無保留地獻給國家。西施、貂蟬均為義氣所激，以國辜為重，在國難當頭時挺身而出，起到了須眉男兒所起不到的作用，以另一種方式為國效命，功績卓著，彪炳史冊，為千秋萬世所景仰。即如昭君，也並非沒有留在漢宮享受榮華富貴的可能。但激於民族大義，有誌於漢胡相親，自動請行，當是出塞之主要動因。昭君這一行為的結果，是“漢胡和好，親如一家，邊境安寧，烽煙不興”，能說不是昭君之功嗎？
凡是對國家、民族做出貢獻的人，人民是不會忘記的，至今，蘇州城中靈岩山上尚有許多西施遺跡，足以喚起人們對這位美女的懷念。大型電視劇《三國演義》中，貂蟬功成身沒，隨清風明月而去，不正是展現了一種高潔、純美的道德，表達了人們對貂蟬的美好祝願嗎？昭君辜跡不僅在漢族人民中有口皆碑，在她出塞後生活過的內蒙古地區，至今青家常存，香魂猶在，當地人民經常到昭君墓前祭祀，祈望昭君能給自己帶來幸福吉樣，這也充分說明昭君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這三位美女，或屈死袋沉，或長眠塞外，或隨清風明月而去，但人們對她們的懷態和熱愛卻是永恒的，這能說毓們“薄命”嗎？
那麼，傾國傾城的楊貴妃，終於招來了“安史之亂”，使唐王朝一厥不振，是否就是一些人所謂的“禍水”呢？這也不盡其然首先，導致“安史之亂”的發生，是唐代統治者在太平盛世中怠於政事，生活腐化奢侈，寵臣當政，使得社會矛盾激化等各種矛盾發展的必然，而非因一女子而起。貴妃本是不預政事之人，假定她進宮以後，玄宗仍如前期那樣勵精圖治，不懈政事，進取之心不減的話，能出現天寶末年的事變嗎？顯然是不能出現的。
誠然，天寶亂政與楊國忠專權有很大關係。但要看到，楊國忠受寵於玄宗，大多是因其辦事精明、善於鑽營所致的，並非單靠貴妃恩德所至。果如此，楊括、楊鑄和貴妃關係比楊國忠與貴妃關係親近得多，為何不見進用，卻委政一個和貴妃關係疏遠、推恩未及的楊國忠呢？當然，不是貴妃的裙帶關係，楊國忠就無由得見玄宗，縱有天大本事也無法施展，這一點上，貴妃是脫不了千係的天大本事也無法施展，這一點上，貴妃是脫不了千係的人搶過來，滿足他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的私欲，這對楊玉環本身就很不公平。這點，這個老統治者和他身邊的人倒也能夠體察，在馬鬼事變中，他們都認為貴妃無罪，殺她不過是為安將士之心。換句話說，就是為了保證老統治者的安全。後世好事者不察，一談“安史之亂”，不把禍根找到玄宗頭上，卻硬要把一個愛害人說成“禍水”、“賊本”，豈不是天大的冤枉。
再次，作為一個傑出的舞蹈藝術家，楊貴妃對中國舞蹈藝術的貢獻也不可低估。她善舞胡旋，加強了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藝術交流。她編排的《霓裳羽衣舞》是當時最著名的大型集體舞蹈，直接推動了盛唐舞蹈藝術的發展。她癡愛歌舞，尊重歌舞藝人，能平等對待、熱情獎掖有成就的藝伎人員，她創辦的宜春院培養出了許多諸如謝阿蠻、張雲容之類的一流舞蹈家，在當時演藝界形成很大影響。雖然，這些都是在唐玄宗的支持、讚同下進行的，但具體施行者卻是貴妃。這些不僅對唐代舞蹈藝術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在中國幾千年的舞蹈藝術發展史上，也起到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正因為如此，在一般官僚士大夫和平民老百姓心目中，對楊貴妃其人還是愛大於恨，以愛為主約。
《長恨歌》之所以風靡大江南北，人人爭先傳唱；東渡日本之說很快被人們接受，正是反映了人民群眾的這樣一種態度。“禍水”之說難於成立上述三點，是我撰寫這本曆史作品時的一些基本動意和所采取的方法，希望能得到方家指正。
縱觀中國曆史，有閉花羞月之貌、沉魚落雁之容者何窗千百。夏萊妹喜、殷紛姐己、周幽褒姐、漢宮武帝李夫人、成帝趙飛燕以及改唐為周，登上皇帝寶座的武媚娘，哪一個不是傾國傾城的絕代美色？何以中國人民偏偏選了上述四位女性作為中國古代美人的傑出代表，這一方麵體現了人們對美人之美的價值取向，肯定了她們以美對曆史所做的貢獻，同時也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四大美人的偏愛所做的貢獻，同時也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四大美人的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