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們家10英裏外的“人類棲息地”國際總部提供了一個接近窮苦人最自然的方式。這個組織居然成為離開白宮以來我們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麵，盡管我們所做的不過是簽發一些籌款信件，帶領自願者每年用一周的時間到世界各地建房子。20多年來，我們在美國的貧民區、鄉鎮及一個印第安人保留地和墨西哥、加拿大、朝鮮、菲律賓、匈牙利及南非修建房屋。2006年，我們計劃去印度蓋房子。
我們與窮人家庭攜手努力，實現擁有住房的夢想。人類棲息地住宅項目遵循《聖經》的教誨，按揭售房不收利息。這給我們和許多其他的人提供了愉快而溫馨的機會，使我們將宗教信仰付諸實踐。在實踐中，我們真切地體會到，向窮人伸出援助之手確實難能可貴。
我永遠牢記人類棲息地宣傳報上的一幅漫畫。它是一個村莊的全景圖，似乎是從空中的飛機上描繪的：有人在打網球，有人騎者自行車，有人在駕車或教課，或許還有人開著拖拉機耕地。每個人的頭上都有一個小圓圈，裏麵寫著這樣一句話：“一個人究竟能做什麼？”如果渺小的個人奉獻出關懷、寬恕和愛心，每一位彼此不同的人齊心協力，我們就能夠形成一個方陣、一支力量強大的軍隊。
盡管美國公民中不乏慷慨大方、仗義疏財之人，但是，我們的政府對窮人的外援額度之小，令人尤為尷尬。可想而知，美國政府的大多數外援都給了友好的國家和軍事盟國。華盛頓還限製許多其它形式的援助，附加了各種各樣的政治條件。看到我們偉大的國家逃避義務，不與地球上赤貧的人分享我們的一大部分財富，令人十分悲傷。
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互相競爭，以援助為誘餌，力圖把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拉攏到各自的政治和軍事軌道上來。冷戰結束以來，對人道主義的需要麻木不仁，是美國兩黨的一大失敗。
2002年3月，我代表卡特中心參加聯合國在墨西哥蒙特雷召開的關於極端貧困與兒童死亡問題的國際大會。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一大批國家高層領導人親自與會，並發誓大幅度增加經費，迎接“新千禧年的挑戰”。對於這些承諾，我們許多人激動不已。但是，現在大家對美國的實際表現普遍感到失望。
與那些不應該遭受饑餓和痛苦的人分享財富，是衡量一個國家道德價值的一個準則，而我們國家的現狀有些奇怪，令人頗感不安。美國人願意慷慨地幫助別人，他們相信自己的政府將聯邦預算的15％用於對外援助。但是，在所有的工業化國家中，我們實際上是最吝嗇的國家。我們的外援撥款僅為眾人相信的數額的三十分之一。我們的國民總收入大約為11萬億美元，其中與窮國分享的錢僅為每100美元的16美分。如果加上民間的基金會和私人渠道的捐款，我們外援的總額也僅是每100美元國民收入的22美分。
麵對這些令人尷尬的事實，許多見多識廣的美國人可能會說，我們對突如其來的災害非常慷慨，如對亞洲最近發生的海嘯災難。這是事實，也體現了我們公民令人欽佩的性格。但是，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解除曠日持久的痛苦同樣重要。11個國家近來遭受海嘯襲擊，造成20萬人死亡。但是，世界上每一個月就有16.5萬人死於瘧疾，14萬人死於腹瀉，24萬人死於艾滋病。隻要每一位美國和歐洲公民一年捐2.5美元，就可以有效地防治瘧疾。
實際上，令人不安的美國外援的低額數據也有誤導作用，因為它還包括對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的特殊援助（其中許多是中等收入國家，但被視為有價值的政治夥伴），而且我們外援的相當一部分是在國內賣不出去的剩餘糧食（僅運費就占糧食價值的一半）。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教育、健康、住房或衛生項目的援助經費，很少直接到達當地人的手裏，其中大部分流入到美國駐貧困國家的谘詢機構。
2005年6月，布什總統宣布了一個計劃，擬提供12億美元，在非洲15個國家發起五年抗擊瘧疾的戰役。非洲有1.75億人遭受瘧疾折磨。如果這一承諾能夠兌現，這將是美國的重大貢獻。慷慨的宣言在國內外都很普遍，但大多數以前的承諾不是被白宮遺棄，就是被國會抨擊，或者陷入錯綜複雜的行政僵局而不了了之，真正到達窮人手裏的援助可謂寥寥無幾。
2002年蒙特雷會議後不久，布什總統宣布了“千禧年挑戰”預算，每年撥款50億美元作為發展援助經費。但是，三年後僅有40萬美元（不足1％）到位。這方麵的另一個例子是，華盛頓官方宣稱美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美國的援助下，博茨瓦納的4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得到了延續生命的治療。博茨瓦納醫療項目高層負責人對此非常生氣，報告說美國沒有一分錢到位，美國的聲明是“錯誤的，是對事實的嚴重歪曲”。博茨瓦納的艾滋病患者在美國的幫助下得到治療的準確人數為零。
美國每年用於抗瘧疾的外援預算為9,000萬美元,但95％的錢用於谘詢，不足5％的錢用於購買蚊帳、藥品及滅蚊劑。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保守的共和黨人薩姆·布朗巴克對此滿腹怨言，並提出議案，呼籲政府把瘧疾預算的一半花在治療上。他指出，政府網頁的承包商名單四年都沒有更新了，他得到的信息隻是“含糊其詞的描述，數字怎麼算都達不到總額”。他要求政府職能部門對此進行審計。
聯合國專門成立了實施蒙特雷會議承諾的千禧年項目機構。據該機構的負責人傑弗裏·薩克斯說，2003年，美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援助為30億美元左右。但是，“隻有1.18億美元用於美國國內項目機構的運行和對非洲各國政府和社區管理的項目實施直接資助。按人頭平均，低收入國家的近6.5億人每人隻有18美分。這些錢用於該地區的健康、教育、道路、水、衛生以及民主體製方麵的建設”。
千禧年項目機構估計，履行對窮人的承諾所需的經費為：2006年國民總收入每100美元的44美分，2015年增加到70美分。我們可以這樣比較，2001年以來，僅美國的國防支出一項就增加到國民總收入每100美元的1.7美元，而減稅幅度（主要針對富裕的美國人）也達到國民總收入每100美元的3.3美元。
比利時、瑞典、荷蘭、盧森堡、丹麥和挪威一貫樂善好施，援助額已經超過了2015年的目標，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都同意實現同樣的目標。對其它國家的人來說，我們沒有盡到責任的事實日趨明顯，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今後幾年裏，美國在外援方麵的行動大概也不會體現出自己是一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的強國。相反，我們與其它國家的差距將更加明顯，可能會招致批評或譴責。近來，我們的政府加入其它國家的行列，宣布免除長期債務，但是卻要減少其它援助，以抵消債務損失。毫無疑問，如果華盛頓領導得力，我們國家的人民會更加慷慨大方，樂善好施。
美國公民清楚地看到，在對待我們自己國家的富人和窮人問題上，我們政府的態度也存在著日趨明顯的差別。我們的國家早就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這一差距還在不斷加劇。衡量收入差距的一個指標是一個國家人口中五分之一的高收入者和五分之一的低收入者之間的比率，日本是4:1，法國是7:1，美國是11:1。盡管如此，2000年以來，華盛頓製定的每一項政策仍然偏向富人，常常犧牲中產工薪家庭和窮人的利益。原教旨主義傾向的立法機關在有關收入和支出的立法上，竭力使這種趨勢長久存在。假如國家安全需要撥款支持，已經存在的福利項目必須撥款維持，那麼，我們前所未有的財政赤字意味著用來維持現有水平的健康、教育、福利、住房、環境質量或創造就業機會的經費將大幅度減少，更談不上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