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君子不應該自殺。因為孔子曾經提出過非常明確的要求：“君子不憂不懼。”（《論語·顏淵》）
但是，縱觀曆史，君子自殺的事例還是不少。顯然，他們還是有憂有懼。不僅有，而且很大，才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使本該無所憂懼的君子害怕了呢？王充在《論衡》裏作出了一個結論：
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
《論衡·言毒》
讒夫，是指毀謗者。
這個“讒”字，居然比猛虎還要可怕，因此，希望能夠引起讀者百倍注意。有人把它解釋為謠言，那就輕了。謠言雖然不好，但不見得會對某個人造成實際傷害；“讒”就不同了，必定以傷害為目的。其中，還必然包括挑撥離間、花言巧語、添油加醋、栽贓誣陷、指鹿為馬、上綱上線等手段，而且鍥而不舍、死纏爛打、無休無止、上下其手，直到把被傷害者的名譽徹底摧毀。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叫讒夫。
讒夫的攻擊目標，是君子的名譽。君子自殺的原因，是名譽的失去。因此，在名譽問題上，讒夫就是屠夫。
一切的核心，是名譽。
名譽，也可稱為名聲、名望、名節。在古代，常常以一個“名”字來統稱，大致是指一個人在社會上獲得的正麵評價和良好影響。
在很多君子心目中，這是一個人的第二生命。甚至，是第一生命。
看成是第二生命的，因讒而怒，拔劍而起；看成是第一生命的，因讒而死，拔劍自刎。
名，不是物質，不是金錢，不是地位，不是任何可觸可摸的東西。但是，善良的目光看著它，邪惡的目光也看著它；小人的目光看著它，君子的目光也看著它。一切獰笑、謀劃、眼淚、歎息都圍繞著它。它使生命高大，又使生命脆弱；它使生命不朽，又使生命速逝。
名啊，名……
君子重名。
最能說明這種重視的，是孔子的這句話：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論語·衛靈公》
用現在的話說：君子的恨事，是離世的時候自己的名聲還不被別人稱道。
這就是說，名，是君子對生命價值的最後一個念想，可稱之為“終極牽掛”。
好像大家都很在乎。例如，荀子說過“名聲若日月”（《荀子·王霸》），連墨子也說過“以名譽揚天下”（《墨子·修身》）。多數古代君子追求的人生目標，是“功成、名遂、身退”（蘇軾《誌林》）。名，這個字，一直穩定地浮懸在君子們的頭頂。
君子重名，目的各有不同，但從根本上說，我們不能過於強調他們的自私理由。如果認為重名即是重個人，那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在孔子和其他君子的內心，名譽，是建立社會精神秩序的個人化示範。名譽，既包含著一個人的道德行為規範，又包含著這種規範被民眾接受和敬仰的可能性。因此，名譽是一種生命化的社會教材，兼具啟悟力和感染力。一個君子能夠讓自己成為這種生命化教材，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責任。一個社會能夠守護一批擁有榮譽的君子，是一種文明，也是一種高貴。
在我看來，人類社會從野蠻的叢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變化是懂得了抬頭仰望。一是仰望天地神明，二是仰望人間英傑。人們為第一種仰望建立了圖騰，為第二種仰望建立了名譽。
兩種仰望，都是人類實現精神攀升的階梯。所不同的是，圖騰的階梯冷然難犯，名譽的階梯極易毀損。
因此，名譽的事乍一看隻涉及一個個名人，實質上卻關及整個社會曆史的文明等級。
一個社會，一段曆史，本身也有名譽問題。社會和曆史的名譽，取決於它們如何處置人與人之間的名譽取向。它們給予什麼樣的人物名譽，它們本身也就具有什麼樣的名譽。它們讓什麼樣的人物失去名譽，它們本身的名譽級別也就隨之發生變化。
為什麼諸子百家的時代永遠讓人神往？因為那個時代給了孔子、孟子、荀子這樣的人物以很高的名譽。同樣，古希臘的名譽，與那個時代給予索福克勒斯、希羅多德、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名譽相對應，而它失去名譽的地方，正在於它試圖讓蘇格拉底失去名譽。與中國和希臘不同的是，巴比倫文明和埃及文明把名譽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很少找得出文化智者的名字。因此，它們後來的走向，也容易失去它們本來應有的文化尊嚴。
中國在漫長的曆史中，除了諸子百家的時代之外，唐朝的曆史名聲最好，這與那個朝代在“名譽分配”上的合理性有關。連皇室也崇敬一個個宗教大師、著名詩人、書法家，他們這些人在當時擁有極高的名聲，因此唐朝也就在曆史上擁有極高的名聲。相比之下，漢朝過於尚武，社會聲譽主要集中在統帥、將軍一邊，雖也令人振奮，但軍事與文化一比，在時間上畢竟容易朽逝。因此，唐朝的整體榮譽也高於漢朝。
最值得玩味的是宋朝，居然一度將國家的很大一部分行政管理職務交付給了一代文化大師，如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等，把頂級行政聲譽和頂級文化聲譽罕見地疊加在一起了。他們之間的政見並不一致，而且也先後遭到貶黜，但不管從哪一個角度看，他們都是君子。即便是對立，也是君子之爭。因此，他們也讓他們所處的時間和空間，保持著高雅的名聲。
明清兩代，實行思想專製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即“文字獄”，君子們應有的名聲被殘酷剝奪，代之以文化庸人、文化奴才和文化鷹犬們的“時名”。最多的名聲，全都投注給了宮廷皇族和官僚體製。就算是其中比較像樣的文化人，也一定要與官僚體製掛鉤才能被確認名聲。但嚴格說來，這已經不是純淨的文化名聲和君子名聲了。正是這種長達數百年的風氣，造成了中華文明的整體下滑。
也就是說，由於明清兩代在“名譽分配”上的錯亂和顛倒，中國在整體上也名譽蒙汙，很難與唐、宋兩代相比了。盡管在國力和疆土上，明清兩代比唐宋兩代更強、更大。
由此可見，名譽之正，直逼國本。
如果說，一個時代的國力和疆土並不一定和名譽成正比，那麼，對於個人來說就更是這樣了。力量和體量，與名譽無關。
不管何時何地，常常遇到“名譽分配”上的錯亂和顛倒。這個問題，在中國君子身上體現得更為強烈，更為痛苦。
這是因為，君子的名聲，除了榮耀性之外，還帶有排他性和脆弱性。
君子名聲的榮耀性就不必多說了。良好的名聲讓君子廣受關注和尊重，而且還會衍伸到前後相關的行跡和周邊相關的人群，因此必然受到很多人的羨慕，乃至嫉妒。
但是，君子的名聲又帶有排他性。即便君子本人並無排他之心，而他的名聲也會自然地發揮出排他功能。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名聲因為是君子的，必然包含著正氣。這種正氣，既有君子品德的基本支架，也有區別於小人的邊界劃分。因此，即便是安靜的名聲，也構成了一種隱性的價值標準，首先對小人產生威脅，也對許多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間的芸芸眾生產生壓力。
其次，君子的名聲還會讓其他君子感到尷尬。同樣是君子，一方的名聲就會對周圍造成對比和掩蔭。這就會使周圍的君子產生某種被排斥的感覺，並進而產生對今後的擔憂。
正是這兩種排他性功能，使君子的名聲總是伴隨著脆弱性。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傷感的悖論。君子的名聲雖然具有榮耀的光輝、排他的功能，但本身並沒有實質性的依靠，隻是飄動在人們的心中、口中。這種名聲不靠權力，不靠地位，不靠財富，不靠武力，不靠家世，不靠師從，也就是說，是一種霞光月色般的存在，美則美矣，卻極易消散。
當然，也有不少名聲建立在權力、地位、財富、武力、家世、師從之上，擁有者也可能是君子，但是，他們身上那些“有依靠的名聲”卻隻屬於他們“非君子”的成分，因此恰恰不是君子名聲。他們身上如果也有君子名聲，那麼，屬於君子名聲的那部分，一定也是脆弱的。
如前所述，君子的名聲與周圍很多人的羨慕、嫉妒、威脅、壓力、尷尬、擔憂緊緊連在一起，因此處處遍布了企圖顛覆和毀損的潛在欲望。一旦打開一個小小的缺口，極有可能蔓延成一片烈焰熊熊的火海。
幾乎不會有人來救火。對於旁觀的一般民眾來說，非常願意看到幾棵平日需要仰望的大樹被頃刻燒焦的痛快景象。閃閃火光照著他們興奮的臉，他們又鼓掌，又歡呼，甚至跳起了群舞。
他們之中可能也會有幾個人頭腦比較清醒，沒有參與群舞，看著被燒焦的大樹，也就是被讒夫們傷害的君子，企圖說幾句公道話。但是，正因為君子原來的名聲並非實體，被誣被冤也缺少確證的憑信，即使試圖救助也缺少救助的依據、資源和邏輯。他們在束手無策之中開始懷疑自己：既然那麼多人采取同一個態度，也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被傷害的君子更難自辯，因為顛覆名聲的第一步，總是會破壞被顛覆者的基本信譽。既然基本信譽已被懷疑，自辯當然無效。“時至今日還在說謊！“這是一般民眾對自辯者的“輿論”。
君子為自己的名聲辯護，需要有法庭，有法官，有律師，有法警，有陪審，有證人，有證據，有上訴……但這一切，在名聲的領域都不存在。雖然法律上也有“損害名譽權”的條款，但那隻適用於某種淺陋的罕例。真正的名譽案件，往往越審越損害被害者，這在全世界都心照不宣，又以中國為最。
總之，君子的名聲天然地埋伏了大量對立麵，廣大民眾又基本站在對立麵一邊。無人想救，無人能救，而自己又缺少辯護的資格。這就難怪，那麼多品德高尚的君子默念幾句“人言可畏”，含恨自殺。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對中國的“君子之道”略作批評。我已經寫了那麼多文字稱頌它，因此也有必要說一說它的負麵效應。
我曾多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中國君子並未被賦予“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康德）的職能。因此，君子受讒夫之謗，本是一個“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重大話題，卻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護。其他君子即使“打抱不平”，也不存在正常的倫理身份。這一來，君子一旦受謗，隻能麵對以下幾項選擇：
一、請求朝廷為自己洗誣，即“平反”；
二、不與讒夫辯論，隻是反躬自省。如果自省之後誹謗仍然不止，證明自己的修養還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