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果名聲已被誹謗徹底毀壞，那就安心領悟“名高必墜”的道理，不再執著誰是誰非。
這三項中，第一項靠的是事外力量，第三項靠的是事後安慰，因此關鍵是第二項，即把誹謗事件轉變成了一個自省事件。在君子之道中，不難找到以下這些讓人感動的話：
“吾日三省吾身。”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何以息謗？曰無辯。”
“修之至極，何謗不息。”
“讒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
……
總之，按照這種高尚的說教，君子如果遇到了讒夫，遇到了誹謗，隻能靜靜地等待，深深地自省。
這種自省哲學其實也就是退讓哲學。君子們在唾麵自幹的忍辱功夫中，把世間的真偽之別、是非之別、善惡之別全都混淆了。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泥潭，埋沒在這個泥潭中的，不僅是無數君子的尊嚴和生命，而且還有社會的公理、人間的正義。
至於“名高必墜”的逆反哲學，看似冷靜，其實還是支持了讒夫。因為讒夫是讓高名墜落的推手，如果這種逆反哲學成立，他們反倒代表了曆史的力量。
即使大家公認，那些高名的墜落是不應該的，那麼，這種哲學又會轉而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安慰，說那些高人即便暫時墜下，也會刺激他們取得更高成就，遲早會挽回名聲。為此還不斷舉出例證，說哪個軍事家因受誣而遭斷足，反而寫出了兵書；哪個大詩人因受誣而遭放逐，反而寫出了名作……
這種安慰，仍然讓讒夫代表了曆史的推手。從所舉例證看，完全“以一概萬”，把特殊罕例當作了天下公式。千百個高人被讒夫整倒了，隻有一兩個僥幸存活，怎麼能以這種稀有的僥幸來掩蓋無數的冤屈？何況，即便是這些稀有的僥幸，也煎熬著巨大的痛苦和傷殘，實在是人間正道的反麵。
總之，當君子的名聲受到讒夫攻擊，君子之道老是在教育君子、訓誡君子、安慰君子、說服君子，卻沒有任何力量來對付讒夫。這就使君子之道失去了自衛的依據，任憑自己的信奉者、追隨者一次次被攻擊、被包圍、被潑汙。不管怎麼說，這是一種重大的功能缺失。
我認為，中國曆史上大量的傑出人物不得善終，多數響亮的名譽隻能追加於他們去世之後，社會機製永遠重複著“優汰劣勝”的潛規則，都與君子之道的這種功能缺失有關。
更可怕的是，這種傳統沉澱成了一種扭曲的社會共識。隻要君子蒙讒，多數民眾的目光隻會集中審察君子，而不會審察讒夫。審察君子，主要也不是審察他們究竟有沒有被冤，而主要是看他們的“態度”，也就是他們的自省程度和退讓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民眾其實都站到了讒夫的立場上。
民眾不明白“他人的名譽不可侵犯”，隻相信“他人的名譽不可容忍”；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多寡決定著社會的等級”，隻相信“名譽的毀損充滿著世俗的愉悅”；
民眾不明白“名譽的廢墟是大家的廢墟”，隻相信“大家的廢墟是大家的平等”……
這一係列觀念的長久普及，使讒夫們逐漸升格為“揭秘勇士”、“言論領袖”、“爆料專家”，從者如雲，一呼百應。
應該說，世界曆史上，讒夫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特別神通廣大；誹謗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足以排山倒海；冤屈處處都有，唯獨在中國，傷及精神主脈。指出這一事實，並非否定曆史，反而更對中國曆史上的萬千君子肅然起敬，他們實在辛苦了。
他們總是因為德行高尚而走投無路。在百般無奈之下，他們隻得選擇下策，那就是想盡辦法請求朝廷為自己洗汙。因為當社會輿論總是站在讒夫一邊，君子們唯一能指望的，隻能是極權中心。
但是，朝廷並非由君子組成，曆來對君子遭受的困境，無法感同身受。朝廷所警惕的永遠是權力失衡，而讒夫們的種種作為，永遠不對朝廷構成直接威脅。在多數情況下，更讓朝廷頭痛的，不是讒夫，而是君子。因此，君子在危難時分求助於朝廷，幾乎無救。
很多君子自殺，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層秘密。但是，還是有不少君子留下了哀怨的眼神。其中，包括偉大的屈原和司馬遷。
為了名譽而向朝廷求助的君子，在曆史上不勝枚舉。其中最讓我感到痛心的，是宋代女詩人李清照。這麼一個柔婉蘊藉的東方女性美的最高代表，居然也會為名譽奔波了大半輩子。
這種反差，再強烈不過地凸顯了名譽與君子之間的艱難關係。對這件事，我曾不止一次論及，那就不妨在本文中作一點較完整的解析。
她清純絕俗，風華絕代，總是獨自佇立於西風黃花之中，從不招誰惹誰，怎麼會有名譽問題呢？如果有了名譽問題，又怎麼會在乎呢？
但是，事實與人們想象的，完全相反。
李清照在與趙明誠結婚之後，就開始麵對長輩們遭受的名譽災禍。這種經曆像是一種試煉，讓她明白一個人在名譽問題上的乖謬無常。
她的父親李格非與當時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謂“元祐黨人”有牽連，被罷職遠徙。這種名譽上的打擊，自上而下，鋪天蓋地，轟傳一時，壓力極大，但年輕的李清照還能承受，因為這裏還保留著另一種名譽——類似於“持不同政見者”的名譽。然而不幸的是，處理這個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親趙挺之！
這一下就把這對恩愛的年輕夫妻推入十分尷尬的境地：隻要一方的父親能保持名譽，另一方的父親就必然失去名譽。這種你死我活的格局壓在一個家族的頭頂，實際上連一半名譽也無法保持，隻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別人看笑話，兩敗俱傷。
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體會到了這種尷尬，曾大膽寫信給公公趙挺之，要他以“人間父子情”為慮，顧及兒子、兒媳和親家的臉麵，不要做炙手可熱、讓人寒心的事。
一個新過門的兒媳婦能夠以如此強硬的口氣上書公公，可見做公公的趙挺之當時在親友家族乃至民間社會中是不太有名譽的。但實際上，趙挺之很可能是一個猶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終也遭到打擊。甚至在死後三天，家產被查封，親屬遭拷問，兒子趙明誠也被罷免官職。
事雖如此，他原先缺失於民間士林的名譽並沒有恢複，反而增加了一層陰影，人們隻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來，很多勉強進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官吏，大多會在自身名譽上遭此厄運，又百口莫辯。
這時，李清照跟隨著落魄的丈夫趙明誠返回故裏青州居住。他們這對夫婦對世間名譽的品嚐，已經是澀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後世文人一再稱道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在青州十餘年的風雅生活，他們購書、猜句、罰茶等令人羨慕的無限情趣，正是在暫離升沉榮辱旋渦後的一灣寧靜。他們此時此地所達到的境界，好像已經參破紅塵，永遠不為是非所動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名譽上的事情沒有止境，你參破到什麼程度，緊接著就有超過這一高度的騷擾讓你神亂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驅趕，非把你從安寧自足的景況中驅趕出來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後來遇到的名譽問題越來越大，越來越關及個人，越來越無法躲避。例如那個無中生有的“玉壺事件”，就很典型。
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是一位遠近聞名的文物鑒賞專家，自己也藏了不少文物。在他病重期間，曾有一位北方的探望者攜帶一把石壺請他過目。沒想到，趙明誠死後即有謠傳興起，說他直到臨死還將一把珍貴的玉壺托人獻給金國。
當時宋、金之間正在激烈交戰，這種謠傳關涉到中國文人最重視的氣節問題。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
她一定要為至愛的亡夫洗刷名譽，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洗刷。
想來想去，選了一個最笨的辦法：帶上夫妻倆多年來艱辛收藏的全部古董文物，跟隨被金兵追得走投無路的宋高宗趙構一起逃難。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古董文物的政治歸屬。甚至，還想在必要時把這些古董文物獻給朝廷。
她的思路是，謠傳不是說我的丈夫將一把玉壺獻給了金國嗎？現在金國愈加凶猛而宋廷愈加萎弱，我卻願意讓自己和古董文物一起追隨宋廷，這是一切稍有勢利之心的人做得出來的嗎？已故的丈夫與我完全同心，怎麼可能叛宋悅金呢？
隻有世界上最老實的文化人，才想得出這種表白方式，實在是笨拙得可愛又可氣。
她顯然過高地估計了造謠者的邏輯感應能力。他們隻顧捕風捉影罷了，哪裏會留心前後的因果關係？
她也過高地估計了周圍民眾的內心公正。他們大多樂於聽點別人的麻煩事罷了，哪裏會感同身受地為別人辯誣？
她更是過高地估計了喪魂落魄中的朝廷。他們隻顧逃命罷了，哪裏會注意在跟隨者的隊伍裏有一個疲憊女子，居然是在為丈夫洗刷名聲？
宋高宗在東南沿海一帶逃竄時，一度曾慌張地在海上舟居。可憐的李清照，跟隨在後，從越州（今紹興），到明州（今寧波），再經奉化、台州入海，又經溫州返回越州。一路上，居然還帶著那麼多行李！
這一荒誕的旅程，最後在一位遠房親戚的勸說下終於結束。但在顛沛流離中，所攜古董文物已損失絕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價，名譽追回來沒有？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經年近五十，孤孤單單一個人，我想她一定累極了。
在國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頹然回想，父親的名譽、公公的名譽、丈夫的名譽，已經摧肝裂膽地折騰了大半輩子，究竟有多大實質性的意義呢？她深深喘一口氣，開始渴望過幾年實實在在的日子。
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裏回憶早已遠逝的親情時抱肩而泣的淒楚，她想暫別往昔，她想尋找俚俗。根據李心傳、王灼、胡仔、晁公武等人的記載，她在思慮再三之後接受了一個叫張汝舟的軍隊財務人員的熱烈求婚，又有了一個家。
她當然知道，在儒家倫理的重壓下，一個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層女子，與亡夫的感情彌深彌篤，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開再嫁，這會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責？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當時文人學者對李清照再嫁的惡評：“傳者無不笑之”，“晚節流蕩無依”……這就是她在當時文化界“贏”得的名聲。
對此，我們的女詩人似乎有一種破釜沉舟般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