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偽君子”的種種偽裝中，文化之偽最為普遍，所以我說得多了一點，就此打住吧。
偽君子們知道，製造文化之偽最容易，製造道義之偽最關鍵。因此，道義，是他們遲早要攻堅的重點。
文化可以平靜裝扮，道義卻不行，必須製造聳人聽聞的事件。製造什麼樣的道義事件比較好呢？他們沒有救災的勇氣，沒有抗暴的膽量，沒有捐助的慷慨，沒有扶貧的胸懷，唯一能做的，是偽造道義的對立麵，然後擺出拳打腳踢的姿勢，證明自己在捍衛道義。
因此，那些試圖建立自身道義形象的人，幾乎都是傷害他人的誹謗者。他們深信，道義隻有在摧殘之中才能建立。當然，道義是假，摧殘是真。
在這個問題上，我發現一個規律。天下害人的人，都有自己的直接理由，例如，爭權、謀財、嫉妒、報複、逞強、發泄。突然有一個人，把害人的直接理由變成了間接理由，說是為了捍衛道義，那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此人是偽君子。如果進一步，發現被害人沒有反駁的機會，或者已經被此人製造的勢頭剝奪了反駁的可能，那麼，三分之一的可能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如果再進一步，發現此人在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英勇鬥士”、“社會良心”，那麼，所有的“可能”也就立即轉化為“肯定”，也就是說，此人肯定是偽君子。
這是因為，不管怎麼鬧騰，都掩蓋不了一個最根本的原理：天下一切道義的最終本質，是普及善良，克己利人，減少傷害。號稱捍衛道義的人居然違背了道義的所有本質，偽不偽？
當然，捍衛道義也需要懲惡。但是，君子懲惡自有君子的理性規則。除了即時爆發的傷天大惡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快速阻止外，對於尚未“認定”的惡，必須遵守“認定”的合理程序，而且需要司法機構的參與。如果司法機構全不可信，那就要對體製和權勢進行大膽質詢。中國曆史上所有大無畏的君子，都是這麼做的。盡管他們也知道朝廷昏庸無能，卻仍然敢於麵對危險申述正義。他們絕不會站在街頭播弄輿情，攻伐某人。因為他們知道，一般民眾不具備辨析實情的條件和能力，因此所謂輿情，也隻是情緒挑唆的結果罷了。
挑唆民眾攻伐一個民眾並不知道實情的人，借此為自己增添道義形象，這樣的事，沒有一個真正的君子會做。因此，鐵定是偽君子。
前麵說了，由於中國文化嚴重缺少證偽機製，因此中國民眾很容易接受這種偽君子。結果，在中國曆史上，聽得最多的是道義、聲討、輿情，看得最多的是冤屈、悲劇、顛倒。這種情景，與朝廷的昏庸連在一起，與奸臣的獰笑連在一起，變得不可收拾。因此，我總是一次次提醒大家：聽到道義，警惕；聽到聲討，警惕；聽到輿情，警惕；聽到出現了“英勇鬥士”、“社會良心”，更要萬分警惕。
說到那些以“英勇鬥士”、“社會良心”形象出現的偽君子，常讓我們回想起一些陳舊的案件。
隨手舉一件吧，那個偽君子叫劉學保，一個在“文革”初期的“英勇鬥士”。
事情說來話長。據他自己說，某一天，他與一個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人搭班巡夜，突然發覺那個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藥包準備炸一座大橋。他意識到階級鬥爭就在眼前，立即衝上去搏鬥，打死了那個階級敵人，自己也負了傷，大鐵橋終於保住了。
於是他成了當時著名的英勇鬥士，全國許多報紙進行了宣傳和頌揚。有一篇報道還進入了小學語文課本，當年的小學生現在已經年老，如果記性好一點，或許還能記得這個名字。
但是，此案從一開始就有現場勘察人員提出一係列疑問。例如：為什麼他所指認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個炸藥包？誰會用這麼一點點炸藥炸大橋？這樣一個地方能夠搏鬥起來嗎？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個迫切需要敵人與英雄、破壞與搏鬥的時代，一切疑問立即被淹沒掉了。更重要的是，這種懷疑萬一成立，名揚遠近的英勇鬥士立即就會成為一個殺害無辜的凶犯，中間不存在其他可能。
狂熱的時代其實是最虛弱的，完全沒有力量來麵對這樣一件事情的顛倒。因為一旦顛倒就意味著一係列社會觀念的破滅，後果遠遠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牽一發足以動全身，那麼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動那根頭發了。很多貌似堂皇的虛假之所以廣泛流行，正與這種邏輯怪圈有關。
二十幾年之後，社會觀念發生了變化。人們對於被當年所有“英勇鬥士”們傷害的千千萬萬無辜者，產生了同情。那個被劉學保打死的人，如果不存在“企圖炸大橋”的可能，那麼，就是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受害者。他的親族子女，還在世間。
那就應該求助於複蘇不久的法製了。
法製能把事情的本質回歸簡明：二十幾年前那兩個在黑夜荒野間對峙的男人，哪一個是真正的罪犯？
法律需要證據，這是對劉學保案件重新偵查的最大困難。
複查人員幾經思考，開啟了工作程序。
第一步，先讓事情回到二十幾年前。當年現場勘察人員提出的疑問雖被否定，但他們的名字留了下來。那麼，再逐個找回他們，把褪色的疑問重新激活。還要找當年的其他證人和有關村民，讓他們也回到二十幾年前。此事當然很難，但點點滴滴，證明材料逐漸積累起來。
第二步，考慮到這個案件的特殊性，花費最大的精力做模擬試驗。好在當年對“英勇鬥士”的采訪連篇累牘，事情的具體過程已被反複報道得詳盡無遺，劉學保自己作報告講述“搏鬥過程”的材料也在，為模擬試驗提供了切實保證。同樣這座鐵橋，同樣大小的炸藥包，同樣的兩人站立方位，同樣的搏鬥程序，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試驗，把炸藥包也一次次拉響，完全根據當年劉學保的描述，把他在描述時有可能誇張、挪移或記錯的成分也考慮進去，結論終於出來了：整個事件完全不可能這樣發生。不可能這麼站，不可能這麼走，不可能這麼傷，不可能這麼死。隻剩下一種可能，那就是劉學保為了冒充“英雄”，殘酷地殺害了那個無辜者。
第三步，審訊。這不複雜，今天的公安人員隻是輕輕地抓住幾個要害一問，立即漏洞百出。繼續盤問下去，劉學保隻得承認自己是故意殺人。二十幾年前的鬧劇和冤案，終於見底。
劉學保被判了無期徒刑。
於是，鐵窗又鎮住了一個“偽君子”，一個蒙騙天下很長時間的“偽君子”。
但是，他被鐵窗鎖住，畢竟十分偶然。如果他做得不是那麼過分，又沒有遇到一場政治運動的被否定、被清查，那就會十分安全。
事件有點特殊，啟示卻普遍有效。
一、在缺少道義的時代，最需要“道義偽君子”。在缺少君子的時代，也最需要“道義偽君子”，因為君子的本性在道義。
二、“道義偽君子”了解時代，察言觀色，與時俱進。從過去的鬥爭哲學時期，到現在的民粹主義時期，他們都及時扮演，從不缺席。
三、“道義偽君子”渴望被崇拜、被仰望，居然每每如願。他們知道，人們在崇拜和仰望中也就很難發現漏洞，更不會產生疑問。
四、“道義偽君子”表麵上器宇軒昂，能說會道，而在襲擊無辜時，手段都很暴戾。劉學保是直接謀殺，其他偽君子雖然用筆用口，用傳媒網絡，手段也極盡暴戾。但是，由於崇拜和仰望已經形成，暴戾也就隨之流蕩天下。
五、前麵所說的“文化偽君子”至少還需要一些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道義偽君子”什麼也不需要，光憑大膽、無恥就能成事。在中國傳媒文化界，這兩撥偽君子一直有合夥結拜的傳統。
……
就說這些吧，也夠了。
從孔子開始，許多經典人物對君子都有風度上的要求。
例如“溫良恭儉讓”；例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例如“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例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於是，千百年來，人們對君子的外在神貌有了一種理想型的幻影。時間越長，這種幻影越是美化，早已遠遠超過孔子他們的要求，變得很不真實。
記得幾年前，我在為北京大學各係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經要求聽課的同學投票選擇自己最喜愛的唐代詩人。結果，李白、杜甫還是穩定地排在了第一、第二位，那麼第三名該是誰？按文學史慣例，該是白居易，但北大同學投出的是王維。問理由，很多同學說，根據一些依稀的記載，王維的外貌、風度更好。
王維排第三名也有資格，我不反對。然而此事也說明一種社會趨向：隔著層層塵幕，人們很在乎詩情的外化。當然，說大一點，也包括君子之道的外化。
一般的人，如果想象一個當代君子，浮現在腦海中的首先不是內涵，而是外形。如果要在外形中加一點內涵，那就被稱作“風度”，也還是以外形為主。
“風度”的具體形象，居然能被大家不約而同、大同小異地想象出來，說明它具有了獨立的價值。它既然能讓人產生近似的聯想和推斷，那也就能形成預設的好感和信任。
問題就出在這裏。正是對君子風度的價值預設，使很多偽詐之徒有機可乘。
他們全都衝著“風度”扮演起來了。其中一部分人聰明，能夠扮演得不像扮演。於是，他們從一個特別的角度，成了讓人信任的“君子”。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很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這樣的男人》。翻了很長時間才找出來，且抄錄如下。文章有些長，作了一點刪改。
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雜誌的負責人找到我，要我談談對當時轟動上海的三個女貪汙犯案件的看法，他們準備刊登。我一聽就慚愧，當時還在擔任學院院長，忙得連報紙也少看，居然不知道這些案件，便請這位先生先給我介紹一下。
原來，三個女貪汙犯的案情驚人地相似。她們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單位裏的財務出納員，事發之前都品行端正。她們各自愛上了一個男子，男子借各種理由花她們的錢，她們為了愛，為了麵子，自己省吃儉用，把父母的積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滿無底洞，便開始一筆筆地貪汙公款。
及至案發，由於貪汙數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幾個男子，卻因為隻花錢而不問錢的由來，無法定為貪汙犯，隻能輕判，關押一段時間便無事。
但是，正是這幾個男子，明明知道女友是財務出納員卻故意不問錢的由來。有的還不斷欺騙女友，說自己拿不出人民幣隻因為手頭隻有外幣……
法律雜誌的負責人開始向我介紹時還彬彬有禮，但越說到後來聲音越高，已經明顯地表露出對這幾個男子的憤慨。而我，則早已怒火中燒。
我問：“你們刊物是否允許我臭罵他們一頓？或者，提一些疑問向法律界朋友請教？”
他點了點頭說：“請。”
記得當時我已無法坐著說話，站起身來邊走邊結結巴巴地吐出一個個斷句。
我說，作為一個男人，我為他們感到深深的恥辱。他們連“凶惡”這個詞都配不上，因為凶惡者大多數還有點硬氣，他們居然連偷盜的勇氣都沒有，躲在女友柔弱的身體背後宰割女友！他們隻有滑膩膩、陰嗖嗖的邪氣……
我說，我的呼籲可能已經救不了這幾個可憐而又愚蠢的女孩，但想與法律專家討教，能不能給那幾個真正的騙子更加嚴厲的處罰？
就像是一座城市的特產，幾年後上海又出現了一個男人出賣女友的事件，雖然沒有那麼嚴重，卻也傳播一時。
後起的那個男人曾請他的一個朋友四處解釋，試圖挽回名譽。沒想到幾乎所有的人都扭過臉去。“連自己的女朋友也要出賣的男人，還說什麼！”
一位女記者在一篇報道中寫道，有一天她去參加一個犯人座談會，剛剛結束，就有一位不認識的警察悄悄告訴她，前麵將下樓梯的犯人就是欺騙女友的壞蛋之一。女記者立即跳了起來，叫住他，盯住他遊移的目光，整整十秒鍾。然後，強壓心頭的怒火，問了他幾句。最後，厭煩得根本不想再看他了。
感謝這位女記者，在報道中記述了大家關心的其中一個女貪汙犯。她從一次次申訴、複審中終於保住了生命，然後寫了這麼幾句詩：
夢幻人生
發生一個無言的故事
我相信了它
在日與夜的交異處埋伏
隻等我失足
女犯在監獄裏寫詩，可見心情不錯，而那幾個男人則早已出獄。但我還是忍不住，仍然想談談那種男人。
如果沒有發生上述惡性案件，那種男人看上去並不討厭。而且似乎有一種趨勢，這樣的男人正在多起來。
他們總的說來都長得英俊、瀟灑，有一種城市化的風度翩翩。讀書成績不錯，聰明，談吐舉止有點品位，講究細節。他們不是一見女孩子就狂轟濫炸、死纏硬磨的那一類人。恰恰相反，他們一開始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愛理不理、懶洋洋的神態，這反而會引起女孩子們的加倍注意。而且，不少女孩子把他們與“白馬王子”這幾個可笑的字連起來了。
他們從小受到溺愛，被種種方便所慣壞，至今還在生活上時時需要被照顧。他們善於申訴，使每個女孩子聽了一陣之後很容易產生一個姐姐對一個弟弟的憐惜之情，盡管她們的年歲不比他們大。他們在業務上一般不錯，甚至還比較出色，這給了女孩子們一種安全感，期望他們今後有良好的前途。他們不諱避自己的一般缺點，如懶惰、任性之類，這又使女孩子們覺得誠實，而且更容易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