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的最高等級，不是加法，而是減法。
對於愈是龐大、愈是複雜的對象，愈要做減法。
我曾做過很多實驗，努力找出一個宏偉機體的最關鍵“命穴”，用一個字來概括。例如，對於曆史悠久、支派繁多的“君子之道”，若要層層剝除剩一個字，我認為那個字是“德”。
那麼，對於整個中華文化，且把它的千般優勢暫時擱下，光說它的種種弊病，而且也必須用一個字來概括，這個字是什麼呢？
這個字是：假。
是的，這是中國文化千年未消的一個病穴：假。
這一個字，如果用現代學術語言進行比較平靜的表述，可以這樣說：中國文化曆來最大的弱點，是嚴重缺少證偽機製。
這種平靜的說法背後隱藏著多少災禍、戰亂、冤屈、顛倒、倒退，簡直無法想象。
曆來所要的，隻是忠奸之分、分合之選、道術之爭、盛衰之衡、得失之論、華夷之別，從來等不到一場至關重要的真假之辨。於是，假，潛伏在爭論的任何一方，永遠安全，越長越大。而正是它，敗壞了對立的雙方，敗壞了一切。
直到現在，很多看似十分緊缺的社會觀念，為什麼遲遲不能生根？原因是，它們的假體，早已風行一時，因此讓真體無從插足。例如“民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觀念，但它在“文革”中曾以超常的規模和體量席卷九州，讓人不寒而栗；而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上暴民、刁民們發揮的能量和取得的實效，也無與倫比。這一些，都被稱之為“民主”，甚至是“大民主”，那麼，什麼是“真民主”？很難辨得清了。而且，領略過宏偉“假民主”的中國人，確實也更能發現那些標榜“真民主”的地方的虛假性。
這果然合得上中國最偉大家曹雪芹的結論：“假作真時真亦假。”
假，世界各國都有。但是，受假的侵害最深，而且仍在生生不息的，獨數中國。假數字、假案件、假證據、假證人、假記者、假文憑、假醫生、假品牌、假酒、假藥、假茶……永遠如雨後春筍，遍地皆是，屢禁不絕。
特殊之假，起於騙子；中度之假，起於牟利；廣泛之假，起於文化。
不錯，還是回到那個平靜的學術判斷：中國文化嚴重缺少證偽機製。
正因為是千年機製，實在無可奈何。即使我們天天見假而恨，見假而怒，見假而泣，卻仍然不知如何從根本上整治。當然也能看到一些整治措施，但對這些措施的長久效能，卻還心存懷疑。
那麼，我們能做一些什麼呢？
我想，既然主因在於文化，那也不妨從文化上說說它。有效無效，大效小效，那就顧不到了。
我曾反複論述，一切文化的最後成果是集體人格，而中華民族對集體人格的選擇是君子之道。但是，正是在君子之道的偉大結構中，羼雜了大量的虛假和偽詐。
“偽君子”，在中國語文中是一個常見詞語。而且，一見這個詞語，多數中國人都會聯想起一張張生動的臉龐，一個個鮮活的身影。
但是，當“偽君子”已成為一個固定的惡名，它又有可能成為一枚石塊任意丟擲，傷及不該傷害的人。在我看來，僅僅是隻求其表，隻求其名，還算不上“偽君子”；一直想做君子而修煉不夠，處處露怯，也算不上“偽君子”。隻要不是故意作假，一切向往君子的企圖都應該鼓勵。我注意到了，隨意地把別人稱作“偽君子”的人，自己究竟是什麼人，倒是特別應該存疑。
我會在下文中列舉出一些已經被法律認定為罪犯的“偽君子”，借以說明，在哪些方麵，君子最容易被“偽”；在哪些方麵，君子最不應該被“偽”。
最常見的，是文化之偽。
曆來有很多人，把文化和君子畫上了等號。
經常聽人這樣說：“那些年輕人做壞事，是因為缺少文化。”
他們所說的文化，與我在《何謂文化》一書中係統講述過的文化不同，似乎主要是指年輕人的各科考分，以及古文、英文、寫作等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對於年長的人也是一樣，一聽到有人在談論書籍，就會預估這個人品格不錯。如果談論者口中吐出的居然不是口語，而是文言，那就多半會被看成君子。如果那幾句文言大家從來沒聽到過，而其中似乎又帶有一點吟誦的腔調，那大家更會對之鞠躬敬禮了，似乎他剛剛從屈原身邊走來。
也有一些人比較清醒，並不完全把兩者混為一談。但也會提出一些“中性邏輯”，很容易讓人相信。例如——
“讀書多了，人就壞不到哪裏去。”
“一個地區多造幾個圖書館，就會減少幾成犯罪率。”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人品和文品雖有差距，但基本統一。”
“我兒子年紀輕輕就上了兩個國學班，將來一定是做官的料。”
“我們老板能流利背誦很多古詩，是個儒商，怎麼會欺詐你們？”
……
這些話，組合成了一種全社會的“職能錯配”，讓文化外飾冒充了道德主體，後果非常嚴重。
本來，道德缺失就是道德缺失，事情比較明晰，缺失程度的輕重分布也一目了然。但是，有了這種文化外飾的冒充，一切都混亂了。乍一看處處文化，處處國學，處處知識競賽，處處曆史講壇，似乎立即要進入一個“君子國”了，但大家都已經看到，人們對社會精神重建的企盼，仍然非常失望。民眾的道德水準，甚至低於戰火紛紛、衣食不周、文化匱乏的時代。
為什麼會這樣？還是那個字，“假”了。職能錯配，讓本來不假的兩方麵，都假了。為了揭示這些事端的荒誕性，我想用一個寓言式的比喻來加以說明。
某鄉有一個潦倒秀才，無以為生，卻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有一年該鄉癘疫成災，大家病篤亂投醫，猜想能寫毛筆字的人可能也會開藥方，就把秀才請出來。秀才抵擋不住美言、厚饋的誘惑，也就憑著一點往昔的道聽途說當起了醫生。他飛動的筆墨帶來了民眾的安心，民眾的擁擠帶來了他的自信……這場遊戲就這樣做下去了。遊戲的結局是全鄉的死亡，包括這個偽醫生。
請注意這個寓言裏的“共偽結構”。不管起因多麼急迫，多麼無奈，多麼可以原諒，但當事情一旦開始，一切都“偽”了。偽醫生，偽按脈，偽醫囑，偽藥方，偽起色，偽痊愈，偽複發……隨之而來，許多無辜的信號也被“偽”所籠罩，例如，半夜的腳步、熬藥的炭火、族長的拜謝、外鄉的傳聞，等等。連那個秀才，也不再是個真秀才。
百偽之源，就是職能錯配。
在我看來，以文化外飾冒充道德主體，其後果之惡劣、廣泛、長久，遠遠超過那個鄉間秀才冒充醫生的事件。
我在《北大授課》中曾以一係列漢奸的姓名證明，“國學”與“愛國”無關，甚至還會產生背逆。由此我還要進一步說明，文化知識、文化技能、學曆、名校、專業等等，也與道德人格關係不大，切莫錯配。錯配了，雖然不見得會產生大量漢奸，卻一定會產生很多一臉文雅的“偽君子”。
有人說，“文化之偽”總比“江湖之偽”好一點，沒那麼多血腥。
有人說，“古今文字像一隻隻隱形的手，把人從傷害生命的底線前拉回”。
對此我完全不同意。
以我親身經曆，當百歲高齡的巴金躺在病床上的時候，中國內地南方和香港的部分文人發起了一個以最肮髒的語言辱罵他的運動。在人類曆史上，還很難找得到哪個土匪黑幫傷害百歲老人的事例。
以我親身經曆，“5·12”汶川大地震全民救援，連很多平日的“不良少年”也都紛紛參與了，而在網絡媒體上歪曲和侮辱救援的，隻有文人。
還可以舉出大量實例，都與“傷害生命的底線”有關。但在傷害時，他們全都扮演著“君子”。好像，敢於做土匪不敢做的事，才是“君子”；敢於不相信天下一切捐助，而自己也絕不捐助的，才是“君子”。他們發表這些意見的文章，確實寫得字斟句酌，跌宕起伏，痛快淋漓。
偶爾，他們中的個別人，也會由於一時失算，遭遇到警察。
例如，我讀到司法部門編印出版的一本法製文摘，其中刊登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獲的一起綁架殺人案。那樣的“君子”中的一員，在那裏碰到了麻煩。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八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
這天，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在翻看舊案卷時發現了綁匪寫的一張紙條。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範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麼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隻寫了十九個字，六個標點符號。其文曰：
過橋，順牆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寫這張紙條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縮到最短，減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減縮，越能顯現一個人的文化功底。
請看這十九個字，罪犯為了把藏信的地方說清楚，不用東西南北、幾步幾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動詞來一路指引，這在修辭上顯然是極聰明的選擇。
四個指引詞，“過、順、向、見”，準確而不重複，簡直難於刪改。特別是那個“見”字，用在此處，連一般精通文字的寫作人也不容易辦到。一般會寫成“有”，但那就脫離了動詞指引的統一性。
更有趣的是，這個句子讀起來既有節奏又有音韻，在兩個“二三”結構的重複後接一個“五四”結構，每個結構末尾都押韻。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響。
罪犯當然不會在這裏故意賣弄文采，隻能是長期讀古文、寫舊體詩的習慣，產生了自然流露。
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範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當然，這裏所說的“文化”，是指現在廣泛崇尚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現在嚴重黯啞的文化道義和文化人格。
由於綁匪的文字功力，我還稍稍關注了一下案情。原來，事情的起點並不邪惡，而是他與被害學生在河堤上做轉圈遊戲。學生轉暈後掉到了汙水溝裏，摔掉了幾顆門牙，滿臉是血，他怕家長怪罪，就用手去捂學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當時心裏想的是“小過難辯，大過難罪”，“至繁不如化簡”，“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傳統文化中的語言。
學生死後，他感受到“化繁為簡”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為利”。他覺得最聰明的辦法是製造一種綁架學生的假象，向學生的家長敲詐。
真綁架已經夠麻煩的了，何況是假綁架，他要考慮很多技術環節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夠的時候，他仍然向中國的曆史文化求援，運用了一係列“聲東擊西”、“欲擒故縱”的謀術，把“宮廷智慧”、“三國智慧”全都用上了。結果又見機而收，安全撤退，讓警方完全束手無策，隻得把案子作為“懸案”擱置下來。
這以後，他又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係列“隱潛術”、“隔斷術”、“放鬆術”、“偷窺術”，躲到了大學的講台邊。整整八年，無風無浪，無驚無嚇。他侃侃而談，講詩詞，講國學，講君子，講道德。
如果沒有那位刑偵專家吳忠義在塵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麼，這個人一定還會被奉為“國學泰鬥”、“師德模範”，廣受崇敬。因為一算，這個人的年齡和教齡都已足夠，頭發也該白了。
順便要借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幾個“咬文嚼字專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張綁匪的紙條，他們會讓學生們品咂那十九個字的遣詞造句；而我，則要學生們注意那張紙條背後的血跡，以及許多文字背後的生命隕滅。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文化高超的犯罪隻是特殊的案例。但是，不久之後我受上海提籃橋監獄監獄長麥林華先生的邀請，去為五千名罪犯演講，獲得了更深入的感受。
監獄長說，邀請我，是因為收集了多數犯人的要求。可見，犯人也看書，而且是看很嚴肅的書。監獄裏沒有五千名犯人可以一起聚集的大會場，主要是借助各監舍的視頻，又有幾百名犯人來到演講廳與我直接麵對。我演講的後半部分，是與現場的犯人對話。但一對話，我吃驚了。
那些犯人提出的話題，在我記憶中，隻可能出現在重點大學的博士班，甚至更高，出現在我們評審教授的口試中。話題很廣，包括中外哲學、曆史、藝術、文學、時政，都是第一流的切入方位。我表情興奮而又怪異，一一進行回答。由於問題太多，對話占據了很長時間。我在整個過程中，至少有九成時間，忘記了這是在監獄。
結束後我問監獄長，他們犯的是什麼罪。監獄長說，大多是高智能的詐騙、盜竊、走私，都是重罪犯。
在那次經曆之後，我特別留心，發覺現在社會上高智能、高學曆、高文化的犯罪，已經越來越多。
這種高智能犯罪，倒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外國這樣的人也層出不窮，在比例上，西方更高於中國。我經過比較發現，西方那些人，大多出於自己的一個極端主義的觀念，並不怎麼裝扮掩飾。
例如，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卡欽斯基，由於在文化觀念上仇恨高科技社會，專門用郵包爆炸方式殺害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十八年間製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他強烈地希望公布自己的極端主義觀念，寫了一篇長文《工業社會及其未來》要求報社發表，並且聲稱如果同意發表就不再製造爆炸事件。又如，挪威那個殺害七十餘名無辜者的凶手布雷維克，也是為了宣揚他立足極端種族主義、反對移民政策的立場。這些令人發指的罪犯，可謂十惡不赦，但“惡而不偽”，與中國那些明明害了人又假裝文雅的偽君子，有很大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