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皮肉痛苦的控訴
如果從生命意識的角度來考察，傷痕文學應該是一個一筆帶過甚或忽略不計的文學階段，在這一文學潮流的代表作中，幾乎找不到多少生命意識的痕跡。不過，如果同此前的中國當代文學比較，它又是一個令人尊敬的開端，它所努力表現的，遠遠淡不上深刻，但它預示著，中國作家將開始正視一切。
以“傷痕文學”為發端的新時期文學，則如同整個中國社會曆史的巨變一樣，從開初的那一天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反叛精神，從最基本的角度講，是批判主題的恢複。幾乎所有的“傷痕文學”作品，都以暴露和批判為主旨，在這些作品中，新的理想還來不及加以揭示和弘揚，強烈的控訴和徹底的批判是它們一致的傾向，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當屬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和郝義的《楓》，這些作品都以“文革”十年動亂為背景，揭露了“紅色革命”對中國人民肉體上和心靈上造成的巨大創傷，而心靈的創傷往往又是通過肉體痛苦的控訴來揭示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在當初是因為他“求求孩子”的呼聲引起人們的強烈共鳴，是宋寶琦這個直接受害者的行為引起了人們批判的激情，當時的廣大讀者，從接受心理上，更多地注重於“文革”動亂造成的社會秩序和社會行為的野蠻、粗暴。但其後不久，人們發現，作者並無自覺地塑造出的謝惠敏，比起宋寶琦來，在曆史批判的深度上要更加有力，謝惠敏做為一個不自覺的精神上的受害者，比宋寶琦更加令人警醒。從這一有趣的現象可以看出，新時期伊始，無論作家和讀者，都處於對荒誕政治的政治批判中，似乎還沒有更多地去思考人的心靈痛苦與精神傷痛。不過，值得指出的是，作家這種不自覺的表現，更加值得珍視，盡管在理性認識尚未達到自覺的程度，但其真實地表現的真誠卻是一種可貴信號，它預示著，新時期文學不但僅僅是以正確的政治態度批判反動的政治運動，而且更重要的，是回歸到了真實表現生活，真誠地麵對現實的創作態度。這是新時期文學比起此前當代文學的最重要差別，這裏暗示著中國文學具備了得以發展、成熟的最基本條件：直麵現實。
與批判性主題相聯係，“傷痕文學”大多是悲劇性的作品，它們著力於表現無辜者悲慘的現實處境。鄭義的《凝結了的微笑》中，兩個背負著沉重的家庭政治“罪過”的姐妹，在離家數年之後，偷偷地爬上運貨火車回家，結果，數九寒天的威逼中，姐妹在回到北京後，已經凍得僵硬，不再蘇醒。作家正是通過這種令人發指，讓人顫栗的悲慘的結局，來控訴“文化大革命”，對億萬生命的無情摧殘。無辜的死亡是作家強烈控訴的有力怔據和徹底批判的突破口。
皮肉痛苦的揭示往往是一個曆史巨變時期的文學變革的最初發端，“五四”時期，除魯迅以外，早期的問題小說也大多是借助皮肉痛苦的控訴和揭示來體現作家的批判激情。比如當年發表在《新潮》雜誌上的楊振聲等人的小說，與新時期初始“傷痕文學”在表現層麵和題材主題的選擇很有相似之處。
做為一種開端，傷痕文學無疑是稚嫩的，但從基本形態上看，它的轉換又具有不可小視的曆史價值。它從最基本的視點上，肯定生存的權利，思索了人生的價值。這時，當然還無暇顧及愛情的自由和性意識的合理，因為連個體生命的生存權利和最基本的人生自由，都被時時掌握在社會政治力量手中，無端的打擊隨時都在降臨。作家所表現和呼喚的，也隻能是這些在今天看來已不成問題的問題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傷痕文學”具有同此後諸種文學現象相同的價值高度。它站在曆史的懸崖邊上大膽疾呼，有力控訴，使此後的一切追尋、探索成為可能。從這一點上講，“傷痕文學”已顯示出生命回歸的欲望和要求，人的價值、尊嚴、生存的權利，在“傷痕文學”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因此，盡管說它沒有明確、清晰的生命意識，但它在大膽直麵人生、社會、曆史的同時，為生命在新時期文學中的延伸，擴展尋到了一個有力的、正確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