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附著於文化之上的生命符號
已有許多論者指出了一九八五年的小說創作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意義，這種意義顯然不在於文學的外在因素的直接促動和激化，它的光彩奪目之處，是當代作家自身努力的結果，它的重要意義在於文學內部的變革和創新。有兩個明顯的文學現象可以證明這一點，一是“尋根文學”的異軍突起，一是現代派文學的冒進。而從久遠的意義上看，“尋根文學”給當代文壇帶來的衝擊和震蕩要更加有力和長遠。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對“尋根文學”的真正特性與特殊意義難以縷清，“文化意識”的覺醒自然是其中最主要的解釋途徑，但對文學來講，已如題材的拓展不能是文學進步的唯一標準甚至不是最主要標準一樣，在“空對空”的文化討論中，籠統地簡單地用大而無當的概念來解釋獨立創作、尋求獨創的文學作品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也難以進入作品內核。帶著這樣的疑問，我重新閱讀了一九八五年以來的“尋根文學”作家的代表作品，似乎在感性認識和理性把握上得到了進一步廓清。我以下就想從幾個方麵來整理和表述自己的認識。需要指明的是，對於依然龐雜的這些認識，我盡量從生命意識的角度來加以觀察和分析。
1.人是文化的產物，人的生命動力來自文化又受文化製約
我們已經從“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論述中知道，新時期文學從開始的悲劇性、批判性創作起步，與此前的當代文學截然劃分。對於個人命運的關注是新時期文學的共同的、基本的特征，而在“傷痕文學”階段，個人的心理和行為通過直接的曆史風雲和政冶動蕩加以表現，所尋找和弘揚的，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在正義與非正義、光明與黑暗、高尚與卑鄙等分明無誤的價值選擇中處理人物故事。到了“反思文學”時期，對個人的精神要求、欲望以及心靈曆程的表現站到了更高的層次上，從肯定純真的愛情、揭示不幸的婚姻悲劇、一直到探求生命價值、弘揚生命力的潛在能量以及歌頌曆史、超社會的人的感情世界，都表現出中國作家“人的自覺”的強烈欲望。他們更多地表現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表現人如何衝破曆史、政治、社會環境的壓迫、約束與抵製，表現這一追索過程中的一幕幕悲劇。戰爭文學題材中的幾部作品，尤其顯示出這種創作衝動的強烈性。沿著這條線索發展下來，從理論上講，是應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他們已經覺醒的生命意識，為拓展個體生命力量，確立個體生命價值尋找更寬廣的途徑和更有力的支點。然而文學實踐的實際情形出人意料，作家們突然筆鋒一轉，走向另外一條途徑，他們不再一味地歌頌和弘揚個體的生命能量，那種純粹的不受任何約束的“人性”表現突然間發生斷裂。相反，他們意識到了這樣做的空洞性，他們注意到了即使拋於暫時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象動物那樣，進入絕對自由的生存空間，而且他們懂得了即使真有那樣一種景況，人並不能因此成為“萬物之靈”。他們感到了一隻無形的手在幕後操縱著人類，他們的心理、行為無形中受到這隻無形之手的製約，正是因為有了這隻“手”，才使人從根本意義上與動物區分，也因此，人類有著一個迷人的、深邃的曆史之迷和同樣不可捉摸又十分誘人的未來世界，也才有了這個多元、複雜的現實世界。這隻無形的手，不是別的，就是“文化”。文化是一種曆史積澱，是一種傳統文叫，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有意還是無意，人認可了文化，文化是一種氛圍，有如空氣，在不可視、不可觸的狀態中包裹著人。文化是屬於人類的，而不同的國家、民族、區域，又具有不同的文化。解開這個文化之謎，這對探討人類靈魂世界的作家來講，不啻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新大陸”。
從一九八五年開始，這種探求的動向突然膨脹，產生了一大批作品，也因此使不少作家在這一年中突然冒出。
比較刻意和執著地表現文化對人的製約，表現人是文化的產物的作家，是阿城。而阿域對這一思考的集中闡發，當首推他的成名作《棋王》。
阿城是—個被評論家們說濫了的話題，而他的《棋王》也被人附加了足夠多的意義，但我從個人的感受出發，在重新閱讀這部作品之後，以為還有許多也許並不十分新鮮的話題可以講出。我從它的具體的文化內涵以及與個體生命的關係角度重新加以剖析。
《棋王》的確是一部十足的文化小說，這種“十足性”看來與作者的苦心經營和刻意為之有關。在《棋王》中，有兩種文化形式，一是司空見慣的“吃”，一是同樣司空見慣的“下象棋”。這兩種文化分別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兩個方麵，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小說中的三個人物；王一生、倪斌、“我”，代表了三種文化態度。作家正是把這三個人物放到兩種文化型態中加以表現，最後在文化意識最為自覺的王一生身上，寄托了作家的文化理解和人生觀念。
在三個人物中，王一生是一個典型的道家文化的現代符號，他在“吃”和“下棋”之間的態度非常自覺，簡單說來，在王一生看來，物質和精神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吃就是吃，玩就是玩。而王—生所注重的，顯然是後者。他對吃的理解是最基本的，吃飽就行，從來沒有考慮過吃什麼和怎樣吃的問題，吃就是等於填飽肚子，是純粹生理性的行為，他在火車上對“我”關於吃的苦訴始終持否定態度。在“我”的眼裏，“人吃飯，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種精神需要，人不知道下一頓在什麼地方，人就特別想到吃，而且，餓得快”，但是王一生的態度截然相反，他申明“對吃的需求比較實在”，在他看來，吃完上頓想下頓，並在吃的質量上加以苛求，其實並不是吃，而是饞，他嚴格區分吃和饞之間的界線，他的“半饑半飽日子長”以及從衣服上和牙縫裏摳撿飯粒的舉動，是他對吃的一種觀念上的固執和行為上的身體力行的具體的外化的表現形式，他討厭並否認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和巴爾紮克的《邦斯舅父》，認為他們對饑餓的描寫，其實是對饑餓的嘲笑，是饞的表現，而且他鄭重指出，“洋人總和咱們不一樣，隔著一層”。
當話題從吃轉到象棋時，他的態度和認識就在為不同並且更加深不可測。他對象棋的最基本認識，是他把下棋做為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來看待。在《棋王》中，王一生多次重複自己的態度：“何以解憂，唯有下棋”，進而，他表明了象棋是一種純粹的養性行為，真正通棋懂棋的人，在態度上要緊記住“不可太勝”的非功利目的，在棋局中，要領悟氣和勢的內在骨髓，他嚴格區分“棋道”和“生道”的不同，“為棋不為生”、“為棋是養性，生會壞性”在王一生的津津樂道中，充滿了老莊哲學和禪宗觀念，前者表現在以棋解憂上，後者表現在棋局的氣勢把握上。
而出身世家的倪斌，是另一種文化的產物，他對象棋育一種因襲而得的癡迷，對吃也甚為精通，當小說中描寫到倪王二人的相遇情節時，有一點非常有趣，倪斌在下棋上與王一生有很多的共同語言，二人因此一見如故，但倪斌顯然並不精通棋道，他對烏木棋的自鳴得意，以及以勝負為準則的下棋動機，顯然無法同王一生相比。在吃上而，倪斌的津津樂道則使王一生如入天堂，甚為隔膜。在倪斌眼裏，高明的棋手與講究的燕窩同樣令他興奮，而他對模局求勝心切，看重知名度，在吃上麵，講究奢華、高貴，顯然是對文化的一種偏見與隔嚷。在倪斌那裏，自己的父親，那個在都市裏知名度甚高的老人是他的偶象，而王一生則把一個以撿大字報賣破爛、處於社會底層的老頭認做自己的導師，這是很能說時問題的對比。
“我”是一個置身於這一切之外的人物，對棋想知道勝負，對吃則在飽的基礎上湛求好，這是另外一種也是最具普遍性的“文化人”，小說刻意渲染王一生的下模觀念，由此來闡發作家對道家思想的認同，倪斌積極鼓動王一生參加比賽，是因為他認為王一生可能拿到冠軍，而王一生則對冠軍本身沒有興趣，尤其對通過倪斌的說情來獲得的參賽資格不能接受。於是，最後王一生做了第一種選擇，以車輪大戰的形式，與冠亞季三軍及其餘挑戰者下棋，下棋的方法是下盲棋，純粹的精神活動。對於這一細節處理，我們需要給予特別關注。小說最後把下棋提升到最為純淨的精神領域。而“我”也正是由此悟出些人生道理，“我”正是不能完全否認俗生活的意義，做為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我們，必須正視它的重要性，但“我”卻通過王一生悟出了以往從未意識到的人生意義。小說結尾，“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