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生命追索途中的藝術變遷
我們從主題、思想、觀念的角度，對新時期文學生命意識的覺醒過程做了描述。對於同樣重要的一個現象，即隨著生命意識的強化，當代文學在藝術形式上帶來的差異，卻隻能在此做概括性的總結。
近年來，理論批評界的文本批評越來越引起廣泛、深入的探討，這一方麵是因為西方文本批評、形式主義批評、語言學批評等理論的介紹改變了中國批評家的目標和方向；一方麵也是因為文學家的實踐提供了較為充分的實例，迫使批評家開始從形式角度對作家作品進行新的把握和分析，文學向閱讀挑戰，同時也存向批評挑戰，反之，批評理論的新視角，也促進了當代作家的藝術自覺。文學向自身回歸，是被眾多批評家認可的事實。
當然，對於新時期文學越來越濃烈的藝術追求和刻意創新，批評界的態度也是不完全一致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從讀者效應角度講，它的讀者越來越少，文學牽引眾多的讀者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文學閱讀。這很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
對於文學的這種“轟動效應”的失卻，人們尋找了種種原因，從整個社會背景看，一方麵是其他藝術種類的崛起，尤其是影視和音樂的興盛，使文學在公眾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動搖。人們的藝術欣賞視線向多方麵轉移；另一方麵，商品經濟的衝擊，使不少人開始把業餘時間集中到物質追求上，許多人已無暇也無心再去對文學做更多的關注，文學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驟然下降。對於這些情形，有人表示擔憂，因為文學落入低穀，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生活出現危機的信號，是文學的也是人類的悲哀。也有人認為，文學本來不應當是不時引起社會轟動的行業，目前的失卻轟動，一方麵說明以往的文學是處在一個不正常的位置上，要麼是政治的工具，一篇作品的內容主題，即標誌著一個人的政治教化程度；要麼又成為拯救世人的萬應良方。而目前的這種所謂低穀狀態，其實是文學回歸到了它本來的位置：人們應為此欣慰，文學家從此可以做自己獨創性的藝術追求，而不必存有過多顧慮。
反映到藝術形式上，態度也是不盡相同的，有人驚呼“讀不懂”，嘲諷“偽現代”，有人則以為是文學正回歸到自身，回歸本體，是同樣值得欣慰的事，文學家應為藝術負責，不必過多考慮讀者的聲音。輿論紛紛揚揚，讓人莫衷一是。在此我們隻好拋棄這種種雜音，從生命意識的角度，探尋新時期文學在藝術形式上究竟發生了哪些重要變革。
當我把生命意識的逐漸覺醒同藝術形式的不斷變異聯係在一起考察時。我發現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麵來說明二者在互相適應的過程中發生的耐人尋味的變化。當然，我所著重分析的，是自1985年以來的藝術變革。
1.人物消失
對於近年來的小說，人們已經做了各種各樣的評價，簡單的好壞之說明顯不能使人信服，理論出發點的不同，自然會得出不盡相同甚至相左的結論。因此，說好說壞，終不會育所定論。不過，我們倒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近年來的小說中，有哪些使我們難以忘懷，共同注目的藝術形象？有哪些小說中的人物能象當年的謝惠敏、喬光樸、陳奐生，章永麟、李向南等使人記憶猶新，既可感可見，又爭論不已？是的，從近年來的小說中挑選具有類似明晰度和可感性的人物形象已變得十分困難。我不知道那些斷言“八七年沒有好小說”的人是否是基於這樣一種反差而得出如此結論，但人物形象的弱化與消失肯定是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內在原囡之一。
人真的消失了嗎？這主要取決於我們對人在文學，尤其是敘事文學中的表現形態與存在方式的理論認識。新時期以來，人在敘事文學作品中的地位及其存在方式明顯具有某種不斷變遷的過程。一個基本的軌跡，是傳統意望的人物形象漸趨弱化乃至消失。
塑造人物，尤其是塑造高度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曾是我們堅信不疑的文學法則，“文學是入學”這一近乎公理的藝術信條，也常常有意無意地被視為是對人物形象塑造的強調。在我們的文學理論中，一向隻有對典型和典型化問題的分歧認識，卻從沒有懷疑過典型本身存在的合理性。無論是從教科書還是從前輩作家那裏，我們聽到了並努力學習著各種各樣的典型理論與塑造典型的創作技巧。“圓型人物論”、“性格組合論”，這一套套塑造人物的理論，成為我們考察文學，學習創作乃至於從事批評的重要理論依據。新時期以來，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人物形象的塑造，依然是文學家們的中心任務。作品當中的所有思想內涵，曆史意義，乃至包括各種細節的描寫，都是為擔造人物這一中心任務服務的。並且，某一具體作品中，重點又在塑造一兩個典型人物，某他人物則圍繞展現典型人物而做為附屬存在。在那時，我們尚未自覺的批評也未能免俗，對作品人物性格的把握與解剖，是文學批評主要任務。
但是，1985年以後的小說創作卻發生了明顯變化，這一變化是由“尋根文學”和“現代派文學”的出現帶求的。對於“尋根文學”與“現代派文學”，由於我們過於注重它們在文化意識和觀念變更上的意義，而忽視了它們在人的存在形態上的變異。在這些作品中，作家們似乎並不滿足於借明晰的故事著意刻劃某一典型性格，他們不再顧忌敘事文學所必需的時間、地點等基本要素的必然存在，無論是韓少功，還是劉索拉、徐星、他們的小說中，故事的起因與結果相對弱化，人物的外在形態與表麵特征不再受到重視，敘述與描寫人的內在狀態，成為這些小說的中心意趣，簡單地說，如果誰還想借這些作品中的人物描寫和性格刻劃，來編纂“文學描寫辭典”之類的東西，將會感到十分困難。
近年來的小說，人的形象弱化與性格模糊愈演愈烈，在被批評界廣泛注目的先鋒派小說中，尤其是那些實驗小說中，傳統意義上的人似乎已從小說世界中退隱和消失，作家的用力點發生了較大轉移。情境、氛圍、幻想、感覺充溢於這些作品當中，它們的大量滲透與刻意籠罩已使人的形象失去先前的明晰可辨的光彩。從小說形式上看，係列小說、實驗文體、筆記小說，成為當代作家藝術追求的主要方式（尤其是短篇創作）。形式的變革使小說形態發生了很大變異，就係列小說和筆記小說（實際上也是係列性的）來看，單篇篇幅往往很短，一個係列又常常由十數篇組合而成。整個係列組合起來促成某種總體效果。但這種效果並不在於著意塑造或哪怕是素描，速寫幾個人物，而意在玩味某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中的特殊情境與氛圍，因此，這些係列往往以某一特殊的生活領域為軸心，如李銳的《厚土》係列，所有作品，都出自他的“呂梁山印象”，十數個短篇，幾乎沒有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此外，如矯健的《小說八題》、雷鐸的“軍旅筆記小說五題”，李慶西的一係列“筆記小說”等等，都具有類似的特征。阿城在“三王”中曾為我們塑造了王一生、肖疙瘩等人物形象（雖然他不刻意追求典型化效果），但到《遍地風流》，則隻能算是某種情境的渲染和某種情緒的流露，在這裏，即使是最基本的人物形象，都已很難被人捕捉到。
正是這種文學氛圍所致，林斤瀾、汪曾祺帶有某種士大夫氣息的、不著意塑造社會典型，卻篤執地玩味某種情緒、情境、色彩、氛圍的小說家，在藝術追求上與先鋒派作家倒形成某種呼應或異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就在理論上認為“短篇小說應有一點散文詩的成份”。並認定“小說的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說的一種（不是唯一的）趨勢”。而所謂散文化小說，其基本特征，就是淡化情節、縮小題材，重在寫出意境和達到神似，倒不在乎塑造什麼典型，幹脆說，在這些作家看來，“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說謊。”
當代敘事文學何以會發生這種奇特的變異？我認為，這是由於新時期以來不斷演變的文學追求，對生命本源的捺究，對現實生存狀況的關注，是造成這一創作變化的根本緣由。由於追尋純粹的人性、生命的本源，那種現實指向性很強的典型形象就不會再提被人熱衷。作家一方麵不願在藝術領域內堅守“造神”運動的法則，一方麵也認識到個人命運即使再特殊再典型，也難以涵蓋愈來愈趨於複雜的現實人生。從而，他們更願放棄傳統的法則，玩味或深奧或輕淡的情緒、意念，借某種獨特氛圍的渲染感悟人生、感染讀者。近年來的小說創作，尤其是短篇小說，正是朝此日標努力。
2.敘述變調
當代小說在敘述方法上的變異是近年來批評界較為注目的現象，人們已經普遍意識到，對於作家來講，重要的不是表現什麼，而是怎樣表現。這種“怎樣”，當然已不是從政治態度甚至認識深度來看待，而更多的是從敘述視角的角度來分析。我們以往的敘事理論，停留在三種人物選擇上，從“全知全能”和“截取橫斷麵”來分析人物選擇的差異。然而當代小說的發展演變已使這種傳統認識發生根本動搖。敘述者的位置、敘述者與作者本人的關係、敘述者所取的視界，為更多的讀者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