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從生命意識的角度比較“五四”和新時期兩個文學時代
已有不少論者對“五四”和新時期的兩個文學時代做過比較，論者們從各自特定的角度做了獨特的考察、比較和分析。對它們相互之間的異同做出了相同而又不同的結論。我認為，比具體結論更重要的，是人們不約而同地看到這兩個文學時代的可比性。這種可比性的基本前提，我認為是這兩個時代文學事業取得的成就令人矚目，而且，它們的濫觴和興起有著相似的社會曆史和政治背景，它們共同展現出的勃勃生機和色彩紛呈的繁榮局麵，令人振奮，讓人感慨。當然，由於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文學基礎，由於它們所麵對的不盡相同的曆史職責，它們又在許多方麵表現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與實現途徑。從生命意識來比較這兩個文學時代，我們同樣會找出諸多啟人思考的東西來。由於我們已經大概地描述了新時期十餘年文學在生命自覺過程中的發展演變軌跡，因此，本章將著重對五四文學在這一點上的特質做一描述，以此同新時期文學加以對比。
1.基本相同的起點和發展方向
我首先發現，“四四”和新時期，有著共同的文學起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兩個時代，從起點上都從“問題小說”開始邁出步伐，“五四”初期的小說，如《新潮》和《新青年》上的作品，在內容上，與新時期伊始的“傷痕文學”十分相近。它們都針對具體社會問題，發出直率、顯露的控訴。價值判斷和愛憎感十分鮮明。隨著社會思潮迅速湧動，這種“問題文學”和“傷痕文學”又迅速得到段變，“五四”銣期，出現了以“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作家為中心的抒情文學，這種文學是以真情袒露為核心的個性主義文學，新時期則發展為以個人命運遭遇為背景的反思文學和張揚人性、宣傳人道主義精神的“人的文學”。對於新時期，我們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的演變中已經看出。而“五四”時期，又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呢？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這篇將深刻的曆史內容，飽滿的戰鬥熱情與富於象征性的人物形象完美融合的小說，不僅是魯迅小說創作的總宣言，而且也為整個開端時期的現代小說創作定下了基惆，邁出了堅實自力的第一步。在這篇格式特別的小說中。我們深切感到作家對封建禮教的憤恨，呼喚受害者覺酲的內心焦灼和稈期盼覺醒者進行實際鬥爭的革命激情。
然而，與魯迅同時或稍後出現的作者，還無法與魯迅同步前進。發表於《新潮》雜誌的小說，大都存在著淺露、草率的毛病。他們懷著“改良社會”的真誠態度從事創作，表現現實的種種黑暗：人力車夫的苦難、軍閥的蠻橫、社會的汙濁、農村的蕭條。由於他們缺乏足夠的思想認識水平和應有的藝術素養，所以隻能用簡略、粗糙而又顯得匆促的語言，將所現察到的現象印象式地複述出來。他們的筆法，“若不說是‘嚇人的單純’，也可說是‘非常樸素’”（沉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他們隻能在人物不幸這一主題下設計一些慘不忍睹的事件，他們的思想傾向表現於鮮明、直露的愛憎感。戕們無法從中感受一種貫注生氣的力量，而隻能從其描寫的強度上推想作者情感的強度。在表現下層勞動者的不幸遭遇時，作者往往為人物安排了痛苦致死的結局，背景叉淒冷之至。汪敬熙的《雪夜》中，年輕的人力車夫虎兒為養活全家拚命奔波，最後在一個雪夜中倒下；歐陽予情的《斷手》裏，母女二人在雨夜中行走，母親最終死在兒子懷中；楊振聲的《一個兵的家》裏，父親陣亡後，祖孫二人在雪夜裏沿街乞討；《漁家》則更甚，王茂借米不得，又被上門要稅的警察抓走，正在此刻，大雨如注，房屋漏水倒塌，妻子暈了過去，兒子性命不保，可謂悲慘之至。
與《新潮》作家群的小說幾乎同時出現的冰心、廬隱等的“問題小說”，也是用寫實手法揭露現實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冰心的《斯人獨獨憔悴》表現舊家庭不允許青年參加進步社會活動的事實；《去國》表現留學歸國青年不能實現報國大誌的痛苦；廬隱的《一封信》寫農民女兒梅生被地主巧奪為妾以至被活活打死；《靈魂可以出賣嗎》寫紗廠女工被工廠主壓榨成一個出賣靈魂的機器，等等。“問題小說”避免了《新潮》小說“所要說的問題太大，所說到的又太少”的弊病，反映了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但這些作品在深度和力度上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在對具體事件的描寫背後，缺乏深廣的社會曆史背景，看不到對人物靈魂的深入挖掘。《斯人獨憔悴》以被禁錮的熱血青年吟唱古人感傷、失意的詩句結束；《去國》則以青年在失望中再度出國告終。這種“指出病症，不開藥方”的創作，仍然顯得單薄、淺露。
《新潮》作家群的小說和“問題小說”在創作態度上顯示了新文學的主導傾向。怛此後不久，小說創作的麵貌發生了巨大突破。這一轉折的楔機，便是一九二一年前後“五四”運動的落潮與新文學陣營的分化。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喚醒了青年追求理想的信念旭還無琺以此實現內心的各種向往；各種紛至遝來、目不暇接甚至支離破碎的外來思潮，使他們久受傳統製約的精神童得躁動不安，但在色彩紛呈而又龐雜無序的熱潮中，他們難以把握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們彷徨於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該向何處去才是最光明的途徑。冰心在寫於一九二0年的小說《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中，描述了“五四”青年心理曆程中的這一轉變：
自山東問題發生了以後，國內人士，大動義憤……，淩瑜更是非常高興，竭力想怎樣喚起國魂，怎樣的抵禦外侮，心力交悴地奔走運動。他們為象這樣張旺的士氣，中國前途，很可以有點希望了。不想幾個月以後，社會興奮激烈的熱情，漸漸不知不覺的淡了下來，……他看著這種半死不活的現象著急的了不得，但是這種狂瀾既倒的人心，是難以勉強挽回的，自己單獨進行呢？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從何下手，而且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持久的，是不能得巨大的效果的。待要不做罷，眼看著國事一天糟過一天，實在不能袖手旁觀的，總而言之，他既已投身入了這種漩渦，接觸了這些憤激苦惱的事情，他心中的萬根煩惱絲，無論如何是斬不斷的，決不能回到從前那種冷靜寂死的無情了。
這種精神上的巨變，不能不使作家的創作傾向發生偏移和轉變，那些曾經以樸素筆法揭露社會黑暗，拋幾滴同情之淚給勞動者的作者，從一九二一年前後開始，或如《新潮》群中的大部分作者一樣中斷小說創作，或如冰心等作者那樣以新的麵目出現。在小說創作中，對人物精神境界的大筆抒發代替了對現實現象的簡單描述；不動聲色、樸素單純的客觀描寫轉變為對人物內心深處的挖掘與袒露。小說創作的風尚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一九二一年，冰心的《超人》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標誌著她的創作已完全由“表現舊家庭的不良”轉向“發揮個性，表現自己”。何彬一開始就以“冷青年”的麵目出現，對“周圍的一切都不感興趣”，最終卻為人類之愛感化，使他那“死水似的感情，重新蕩漾起來”。小說敘述的就是人物靈魂深處，“無情卻被多情惱”，由“冷”變“熱”的過程，作者沒有在折磨人物靈魂的“煩惱”後麵，展現出它的現實依據，那種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實現不了的、缺乏現實途徑的“美”和“愛”的理想，也顯得虛幻不實。作者似乎並不希望讀者從中了解生活，而隻是傳達自己的內心情感，闡發自己對人生的態度和希望，以引起讀者共鳴和思素。
以人物情感或精神世界為主要表現對象，以情感的共鳴為創作的最高目標的傾向，成為這一時期小說的創作風尚和主流。王統照在這期間創作的小說，也大都“從空想中設境或安排人物”，他運用繁麗的語言，渲染一種色彩凝重神秘莫測的氣氛，以寄托自己對現實汙濁的不滿，對“美”和“愛”理想的向往。他這時期的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在寫事，不在寫人，而“重在寫意”。連一向以冷靜觀察、客觀寫實為人稱道的葉聖陶，其早期作品中也流露出內心的躁動不安。他一方麵用純粹心理感受的片斷剖白，訴說著人與人之間互相隔膜、虛偽應酬的可悲現實，方麵又以讚美母愛的形式表達自己對人與人之間情感互通、互相同情、互相諒解的理想向往。
出版於一九二一年的鬱達夫的《沉淪》集，更為充分地體現了這時期小說創作的主情傾向。其中的三篇作品，與其說是描寫、敘述漂泊於他多異國的青年窮困潦倒的生活，不如說是對他們由於這種窘迫的生活遭遇引起的內心苦悶的大膽傾瀉。這些篇什中，人物的情緒流動構成了作品情節發展的主線，內心情感體驗的張弛控製著作品的內在節奏，而人物靈魂深處的劇烈衝突又形成了作品情節的高潮。鬱達夫小說的人物，總是邁著歪斜的腳步，帶著倦怠的靈魂，唱著憤激而又哀傷的衷曲走向讀者。與鬱達夫同流的郭沫若，也帶著“內心的要求”寫下了諸如《殘春》、《漂流三部曲》等充滿激情的作品。
這是一個抒情的時代，你隻要翻檢一下這一時期小說的篇名目錄，便可以意識到他們創作的共同傾向，“煩悶”、“孤獨”、“隔膜”、“一個憂鬱的青年”、“或人的悲哀”、“不安定的靈魂”……等等，類似的字眼比比皆是，而篇中內容，也大都是這些情感體驗的表露。正是在這種文學氛圍中，使許多本來是剛剛被當時作品感染了的青年讀者，也大膽地拿起筆，寫下了對自己的“情緒史”。王以仁對鬱達夫小說“頗有嗜癡之癖”，他追求鬱達夫風格，崇尚的感傷情調，他小說中的人物，也都是遭受著經濟壓迫，懷著“孤獨的、無聊的思想”望著自己的“臉色一日瘦白一日”經常暗自流著“兩行悲苦的清淚”的青年。他們不是“神遊病者”，就是難以合群的“孤雁”。孫恨工《海的渴慕者》中的“我”，在被生活逼迫得投海自盡時，向社會和人生發出憤怒的詛咒和因此而對死亡的向往。小說中幾乎沒有情節的組合和性格的發展，而是一大串似火一樣燃燒，卻不知從何而來、向何處去的激情。在作者看來，小說的職能就是要把自己內心“極強烈的恐怖、憤怒、愛情，同情等情緒”，“都無遺漏地描寫出來”。顧忡起的《最後一封信》，也是一個即將走上自盡道路的青年內心憤懣的抒發。
這些作者，似乎從未考慮過自己是在創造藝術，也很少試圖努力用哲學、美學等理論武器過濾自己的情感，而隻是用最真切、最直接的方式傾吐內心的一切。他們隻要求達到一個目的，就是“真”，而這“真”，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含義，就是情感之“真”，一些文學刊物都表露出這種傾向。彌灑社同人在宣言中公開申明；“我們乃是藝術之神”，“我們一切作為隻知順著我們inspiration”。淺草社作家的努力，則是“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靈魂。”要發現心靈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唱給寂寞的人們，這些社團中的主要成員，如胡山源、陳翔鶴等作者的小說創作，都是他們這些創作主張的實踐。
即使是魯迅，我們同樣可以從他的《故多》、《一件小事》、《社戲》、《孤獨者》、《在酒樓上》等作品中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那些不時閃現出的帶著強烈情感色彩的片斷議論更增加了小說的抒情色彩。
在這個籠蓋著濃烈的抒情氛圍的文學時代，小說、詩歌、散文，不僅在情調上，而且在表現方法上，都有互相接近的趨勢。詩歌有散文化傾向，小說也經常向散文靠攏，散文之“散”，似乎更適合於他們自由的歌唱。有的研究者稱郭沫若早期小說為“散文式小說”，這種特點同樣也適合同時期其他作家的部分作品。許多作者的作品，同時被視為是小說和散文。如鬱選夫的《青煙》、《秋柳》、川島的《月夜》、胡山源的《睡》等等。在魯迅小說中，對於《故鄉》和《社戲》，評論界也一直存在著體裁之爭（小說？散文？）。
這就是“五四”時期的文學氣氛，這就是個性主義口號下的“五四”小說的本質特征。以個人精神世界為表現中心使這一時期小說創作形成龐雜紛亂的局麵；但在另一方麵又顯示出相當“集中”的傾向，這就是他們都在毫無掩飾地“將自己心中所感覺到的苦悶大無畏地叫了出來。”他們一任自己的情感如何淺薄，偏頗，“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鵠便鴟鵠般叫”，無數支內心衷曲的吟唱，共同彙聚成這一史詩時代的莊嚴樂章，塑造出一個個姿態各異又不乏共同“特殊性”的“五四”時代的“時代兒”。
“五四”新文學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強烈的個性主義特征，即使如冰心、廬隱等的“問題小說”，似乎也更多地是對個人命運遭際的關注，比較來看“傷痕文學”，則似乎帶有更強的社會功利性，所揭示的主題，是對剛剛結束的曆史黑暗的強烈控訴，個人心緒流露還不甚自覺。
“五四”文學發展到後來，即一九二一年以後，完全進入一個張揚個性的抒情性的文學時代，從我們上所列舉的那些小說篇名中，即可看出，從藝術形式上，散文化和詩化小說的大量產生，散文詩歌和小說之間體裁界線的模糊、交叉，也是這種抒情詩的佐證。而新時期文學，刷帶有更重的社會曆史內涵，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反思文學，比起“傷痕文學”來，要深入、真實感人的多。不過，這期間的中國文學，在個性張揚上，似乎還未達到“五四”時期那樣的激烈程度，作家們在創作時，似乎還沒有完全把個人和小說中的人物故事吻合到那麼接近的程度。遇羅錦的《春天的童話》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個例外。更多的人是觀念先行，比如我們分析過的張浩、航鷹以及張笑天、劉亞洲等表現婚姻、愛情和人性的小說，要麼是在敘述上盡量做得象小說，要麼是明顯在構思特殊題材來張揚人物主題。
可以看出，“反思文學”以前的新時期文學，“人”的自覺是一個逐漸過渡、覺醒的演變過程，許多小說還重在寫事，而不把筆墨全力用抒發個人情緒，而“五四”文學的這種轉變幾乎是嘩變式的。如大河決堤，一發而不可收。且大多以個人真情袒露為目標和動力。五四作家從一開始就在創作中表現個人在愛情婚姻和人生曆程中的坎坷經曆與內心痛苦。新時期作家則要麼向社會呼籲和要求愛情婚姻的自主權利，要麼以特殊人物事件的描述來張揚觀念上的人性。因此，從最普遍的意義上來講，五四文學是一種心靈的、精神的文學，而新時期文學則是一種思想的、觀念的文學。
我們在本書開頭就說過，新時期文學中，生命意識的覺醒和人的自覺呈一個逐漸到落、層層深入的演變過程。幾乎沒有哪一階段的作家顯示出特別的超前，從作家隊伍的構成上，也就似乎缺乏一個公認的“主將”和領袖。而“五四”文學則不同，魯迅、郭沫若的文學創作無論從思想觀念的深刻激烈程度上，還是從藝術追求的新穎、大膽上，比同時期作家都要高出一籌。尤其魯迅，他早在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記》裏，就揭示出整整一代或數代作家努力開掘的主題。他的《狂人日記》由此成了魯迅個人以及整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總宣言。魯迅無疑是在“五四”時代湧現出的文學偉人。這一點，已有不少人看到並指出，人們普遍感到當代文學缺少象魯迅和郭沫若這樣的奠基者和旗手。
相比較而言，我認為盡管五四文學沒有刻意宣揚人性、表現生命的努力跡象，但因為它以人之真情為創作動力，因此，其中同樣具有鮮活躍動的生命之感。
2.五四文學在個性主義張揚、主觀情感袒露中顯示出的生命力量
在主情的五四文學中，我找出了它和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帶有“自敘傳”色彩，二是直率袒露個人的內心焦灼、苦悶、亢奮和痛苦。
“自敘傳”是鬱達夫提出來的創作口號，不過，它可以涵蓋大多數“五四”作家的創作個性。大部分作家和自己作品的人物之間，總是沿著一條幾乎完全吻合一致的情感邏輯發展。作者與人物站在同水平線上，處於同一認識層次，人物的所感所思，就是作者本人的所感所思，人物為之苦悶、憂慮的，也正是作者自己困惑不解的。在他們之間很難找出實質性的明顯差異和間距，作家幾乎把自己的經驗世界不加修飾地轉化為藝術世界，在他們的小說中甚至難以找出與主要人物不同的性格。這使“五四”小說表現出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濃厚的“自敘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