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真實與荒誕之間
——讀長篇小說《妙音鳥》
孟繁華
張學東是近年來脫穎而出的70年代作家。70年代的作家大多是這個時代的“異數”。普遍的評論認為，這是一個沒有集體記憶的一代，是一個試圖反叛但又沒有反叛對象的一代。事實的確如此。當這一代人進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的大變動——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已經成為過去，“文革”的終結使中國社會生活以另一種方式展開，經濟生活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確立，使每個人都拋卻了意義又深陷關於意義的困惑之中；八十年代開始的“反叛”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後，“反叛”的神話在疲憊和焦慮中無處告別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不論“反叛”的執行者是誰，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切都與70年代無關或關係不大。這的確是一種宿命。
於是，70年代便成了“夾縫”中生長的一代。這種尷尬的代際位置為他們的創作造成了困難，或者說，沒有精神、曆史依傍的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看來，同樣作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說家張學東，就是在這種尷尬或“夾縫”中實現突圍的。不僅在張學東過去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證實了這一看法的成立，現在，我們讀到的這部長篇小說《妙音鳥》，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看法並非誇大其辭。
《妙音鳥》是一部正麵寫“文革”的小說。文革對張學東這代人來說已是遙遠的曆史，他隻能憑借間接材料或曆史文獻，敏銳地捕捉與題材相關的信息。對一個作家來說，這種挑戰無疑是巨大的。但是，讀過這部長篇小說之後，張學東超強的虛構能力和藝術想象力給人以信任和鼓舞。“妙音鳥”是個人麵鳥身的神鳥，但在小說中這個意象卻意味深長。麵對苦難綿延的曆史，鄉村的文化信念在默默地承傳，這既是作家的一種祈禱，也是對未來的一種祝願。
小說敘述的是西北地區一個被命名為羊角村的地方所發生的人與事。在50至70年代特殊的曆史時期，這個窮困閉塞的鄉村經曆了天災人禍和無盡的劫難。在絕望和極端的生存與精神環境裏，也最能夠彰顯人性的善與惡。於是，虎大、牛香、秀明、廣種、三炮、苟文書、朱部長、糜子、紅亮、串串等人物接踵而至，他們一起上演了羊角村在這個特殊時代的曆史劇。這個偏遠的鄉村本來遠離政治中心，或者說政治中心所發生的一切與他們並沒有什麼關係。但奇怪的是，政治文化具有神奇的魔力，它用自己的魔法滲透到中國所有的城鄉角落，羊角村自然也不能幸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妙音鳥》裏，關於時代的消息是通過羊角村的日常生活表現出來的。那些蝗蟲、狼患、瘟疫、疾病、旱澇、地震等自然災害造成的窮困、貧瘠、惡劣的生存環境，以及權力爭奪、欲望勃發的愚昧、原初、野蠻的精神狀況，都沒有或者也不能阻隔人與政治的關係。這時我們不得不想，是什麼力量使遙遠的普通民眾也被掌控在政治文化之中？當然，無論是苟文書還是那個朱部長，他們都是羊角村外來的“他者”，如果說是這些外部力量實現了對羊角村統治的話，是遠遠不夠的。在羊角村，一直有一個“超穩定”的鄉村倫理、鄉村秩序在起巨大的作用。無論政治環境如何，它們都在悄然地承傳和蔓延。比如，村民對虎大的態度，虎大是一個幾乎和所有女人睡過的男人，與村裏許多孩子有說不清的血緣關係，但羊角村的人包括女人並不嫉恨他，甚至在他死到臨頭時幾乎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為他求情。這個小說情節就是鄉村中國的倫理。同時也是所有鄉土中國容易掌控的秘密所在。當然，這個問題很複雜，不是一兩句話所能說清楚的。但《妙音鳥》起碼也為我們解釋這個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曆史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