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心理傷痛不應該那麼快就從中國人的記憶中移走，我看過馮驥才先生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做的是那個時代親曆者的心靈檔案，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故事！馮驥才是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走過來，並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家，但他說有一陣子根本不能再寫那段歲月了，他回憶去過去的事情自己的精神都受不了，要生病的。這跟你看樊建川的東西都一樣，都是一種心靈的撞擊。現在，大家可能更關心感官的享受，但作家，好的作家還是要敢於拿出撞擊心靈的東西，哪怕它與人們的口味不大合拍，但是輕飄飄的蒲公英，風一吹就沒有影了，有根的樹卻會越來越枝繁葉茂。對此，我欣賞你的這種認識。讓我們回到小說中，小說結尾你安排了一場地震，為什麼這樣來結局，你是想毀掉這個村子，還是隻是想讓沉睡的人們醒來？
◎謝謝你注意到小說的結尾！“地醒了”的潛台詞是“那麼，羊角村的人呢？”之所以這樣結尾，還是想把問題留給聰明的讀者。地震無疑是毀滅性的，難以抗拒的。俗話說，不破不立。已經腐朽的東西，索性就讓它來個天翻地覆吧。當然，我這樣處理是有現實根據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舉世震驚，很多時候，我甚至在想，這是否就是大地給人們、也給那個特殊的時代敲響了警鍾？
△這幾年是你的創作豐收期，我驚喜地看到你在短篇、中篇乃至長篇小說等各種形式上遍地開花。一個寫小說的人能夠這樣執著地堅持下來，肯定生命中有一種對小說剝除不了的愛。好像你原來是學理科的，當初是怎麼喜歡上小說的？
◎準確地說，我是從2000年起開始大量地創作小說，並在國內諸多刊物上連續發表作品的，到目前為止，已公開發表短篇小說六七十篇、中篇二十餘部、長篇三部，累計超過二百萬字。這個數字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因為早在1999年前，我的工作跟文學沒有任何關係。當時我還在民航局上班，做的是專業性很強的航空電訊工作，可自己好像一點兒也不喜歡，我覺得自己的身心根本不屬於機場，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到底能幹什麼呢？我實在不想塌塌實實幹一輩子通信業務，幹脆就改了行，去當一名行政秘書，可感覺總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我逐漸意識到，我不是不喜歡民航這份工作，而是我根本就不喜歡這裏的氛圍和每一縷空氣。我的第一個短篇習作，就是在機場值班的夜晚寫成的，可以說一氣嗬成，而且是手寫的，後來打印出來拿給省刊的一個編輯朋友看，對方答複說很不錯，可以作為頭題來發表，而當時我甚至還不知道“頭題”為何物呢。1999年末小說發表出來，我好像也一下子找到了工作以外的樂趣，那以後讀書和寫作讓我完全忽略了一直以來不如意的景況，一個個被我精心虛構出來的鮮活的小說人物，他們微不足道的舉手投足或蕩氣回腸的哀樂喜怒，幾乎占據了我所有思緒。當然，我也為此背負了“不務正業”的心理負擔。好在，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我就很順利地從民航調到寧夏文聯做文學編輯了。正是小說為我提供了一次跳槽的機會，要是沒有它，我真不知道自己現在會是什麼樣子。所以，我有足夠的理由熱愛它，並為之付出心血。
△不知你最近是否關注一些人關於幾個代層作家的看法，有一些人說，六十年代作家生活資源豐富，現在也有優秀作品產生；八十年代作家，風頭正健，正在引領風潮；惟獨夾在中間的七十年代作家好像很平庸，似乎馬上就被忽略掉似的。很不幸，我們都是七十年代人，刨除自身感情，你怎麼理性地看這種判斷？
◎孟繁華先生在最近一篇關於我的評論文章裏寫道：“70年代成了夾縫中生長的一代，這種尷尬的代際位置為他們的文學創作造成了困難，或者說，沒有精神、曆史依傍的創作是非常困難的”，無疑，這也正是我所麵臨的困境。我時常在想，你已是如此出身了，歎息痛恨又有什麼用？博爾赫斯長期待在阿根廷的一家圖書館裏，可他手裏的筆卻伸向了世界各地。以代際劃分作家有一定的道理，也便於文壇形式上的具體操作，但絕對不能一概而論。所以，不管人們做出怎樣的判斷，道路始終要靠作家自己去走。中國有句老話叫勤能補拙，想當一流的作家，必定困難重重，我寫《妙音鳥》最初正是基於這樣的思考，否則，就不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現在已無需太多言語了，我已經比較成功地做完了這件看起來難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我也相信包括你在內的有識之士，會對70年代出生的作家做出公正的判斷。所以，我想再次引用孟繁華先生的話，他說：“在我看來，同樣作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說家張學東，就是在這種尷尬或夾縫中實現突圍的。不僅在他過去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證實了這一看法的成立，現在讀到這部長篇小說，又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看法並非誇大其辭”。
△說實話，我有自身的焦慮，卻不大有代層的焦慮，我們不能像一個算命先生那樣從生辰八字看文學、曆史的發展。哪個時代不出人？時代是一方麵因素，自身的功力更重要，不然，哪怕你生活在曆史最好的時代，還是窩囊廢一個，又有什麼用呢？更何況，現在的代層討論說白了，還不是從市場看文學？從文學看文學，我覺得七十年代作家正在不斷走向成熟，不斷拿出自己的優秀作品。即如從你的近期創作而言，問題並非沒有，但從整體來看，這部小說在結構和敘述控製力等方麵，可以說它也預示著七十年代作家創作上的成熟——在文字把握上、在對生活經驗的處理上、在對曆史責任的承擔上——已毫不遜色於六十年代作家了。我一直比較喜歡你的文字，從你眾多的中短篇到《西北往事》，再到這部《妙音鳥》，在你的文字中有著幹淨、利落又剛硬的力量。但如果僅僅如此還很單薄，而你好就好在還有另外一麵，即剛中有柔的一麵，樸素卻又蘊藉的一麵。當代小說語言逐漸在失去彈性，尤其是關於日常生活的描述，比生活本身還渙散、淩亂，這些缺點在你的小說中很少見。我曾經到過寧夏，與你和很多作家朋友都有過交流，在你們身上感受到難得的對文學那種熱情和真誠。寧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母親河從此流過，它不但孕育了古老的中華文明，也一定會刷新它，所以我常常想有你們這樣一批作家，再加上不趨勢、不趨時、不急躁、不功利的品質相伴，這塊土地一定還會生長出更多神奇的文字來。為此，我期待著。作品會代替作家說出所有的話，也會讓讀者看到作家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