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舊”的問題用不著在意，作家不能做一條追逐所謂“新觀念”的狗，否則累死人家還會笑你是傻瓜。從更長遠一點的曆史來看，什麼是新和舊？今天新的明天就舊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兒，但每個時代都不乏優秀作品。《詩經》夠舊了，現在仍然有人讀得津津有味。秀明這個人物是你頗為用心的人物，其實她的身上就有某些聖母的感覺，天生一副菩薩心腸，天然就要曆經各種劫難，我覺得她倒更應當皈依宗教，而不是紅亮，紅亮的皈依未免有些觀念性，秀明才是承受了大苦大難需要悟透人間的人……
◎秀明這個人物，不論她有菩薩般的心腸也好，還是她一輩子要經曆許許多多苦難也罷，有一條是絕對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秀明和她的職業，她始終是羊角村小學的民辦教師。這正是她最後沒有皈依宗教的關鍵所在。秀明是知識和文化的接受和傳遞者，她是羊角村高舉火把的那個人，她也同樣經曆了那場噩夢般的運動。盡管在小說裏，有一段時間她也表現出潛心向佛的幽閉的行為傾向，但那是暫時的，我之所以讓她有所搖擺也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可以說兩眼一抹黑，黑夜沒有盡頭，前途失去方向，秀明作為一個女人，內心的淒苦和彷徨，可想而知。但秀明畢竟還是堅強地挺了過來，她自己在羊角村的廢墟上站立起來了，她也拯救了孤苦伶仃的少女串串，她在家裏秘密地傳授著知識文化，她用自己行動證明了一位鄉村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操守和良知，文化的根脈在她手裏始終沒有被斷送，盡管這個過程漫長曲折而又充滿艱辛。這恰恰也是我在這部小說裏想要表達的一個母題，包括紅亮最後皈依佛門，也是文化在困境中的默默傳承。
△所以說，這個看似很弱的女人，卻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小說中還有一個女人，那就是寡婦牛香，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她是一個更為成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秀明的性格似乎沒有充分展開，你似乎把她定型為聖母型了；而牛香是地母型的，紮根民間大地，韌實，又有力量，這是一個還有很大開拓空間的人物，比如，她再有一點“狠”勁兒，個性會更為鮮明。
◎不久前，我在寧夏大學同現當代文學的一批研究生進行過麵對麵交流，大夥對牛香這個人物非常認可，同時他們覺得秀明老師這一形象應該再有所加強會更突出。而我卻認為，讀者應該把牛香和秀明統一起來看，也就是說，她們是我塑造的一組形象，這兩個女人是互補性：秀明知書達禮，賢良、聰慧、富有愛心和忍耐力；牛香則潑辣、風騷、仗義，時而是非觀念模糊，時而又有一定的同情心。這兩個女性在羊角村是缺一不可的。至於你提出的牛香身上再有點兒狠勁，我是不大讚同的，我覺得她在嚴厲懲罰兩個兒子的那一情節裏，她的“狠勁”已經超乎了我以往所創作的人物譜係，讓我有種不寒而栗的感覺。不過，我又覺得這個“狠勁”是非常必要的，否則，這個人物可能就立不起來了。
△讀者會看出這兩個人物有意的對比的，小說中你不是從虎大的眼睛中都做了直接的描述嗎？大概我說的不準確，我說的“狠”勁是那種能夠照亮人物的鮮明的個性之類的，它可能超出生活現實本身，但一個人物能夠在人們麵前“光彩照人”一定需要這樣的棱角。就像提到老葛朗台你首先想到吝嗇，提到張飛首先想到“猛”一樣。不過，我發現你是一個充滿溫情的作家，你能把握住人性中的惡的因素，但同時又不讓這種人性下降到沒有光亮的淤泥中，你總是給他們光，用善良的目光打量他們，用希望的光（指喚醒內心覺醒和人性回歸的光）來引導他們，這一點，比較陽光。先鋒文學當然有很多優點，但作者對筆下的人物都是很冷漠的，善、惡被取消了，天使和魔鬼平等了，但大家不是都恢複為人，而都成了魔鬼，實際上缺乏一種精神提升的力量。而你的作品中有這種闊大的種子，這不僅是你的長篇，而且是大多數中短篇表現出來的共同品質。你把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揭示出來了，又透過文字將你自己內心中美好的追求表達了出來。大概跟我們這一代人生活比較平安、沒有那麼多苦難的經曆有關吧？
◎不能刨除這種可能性，但也不是絕對的。有評論家指出，殺戮、施虐、暴力、殘損與死亡，是我小說最常見的主題和意象，讀者大概認為這是我對這個世界的一種理解。其實，正如你所言，我小說裏的人物總是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善良之光。我想，隻有首先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更好地解讀我的作品中的救贖與寬愛，才能理解人物每每在絕望中看到的希望。
△小說最為精彩的部分是第四章，因為現在擺在麵前的大多是對於疲塌的現實直觀描摹的文學作品，《妙音鳥》的這一部分人我看到久違的一種語言、想象的張力。這裏現實與虛幻、白天和黑夜都混合在一起了，亦虛亦實，完全超越了那種平庸的現實主義。村裏的男女老少全都被這無邊無際的瞌睡所困擾，這樣一來，這個村子成為一座孤島，而外麵則是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那種強權政治的聲音都傳不進來，它依舊運作在鄉村的傳統倫理之下。可你不是寫世外桃源，這隻是一個方麵；另外一方麵，開鐮幫的造反、瘋狂的批鬥等等，也照樣在這個村子裏上演，不過，不是在一種政治理想的鼓舞下催生的，而完全是個人私欲的滿足和彼此恩怨的解決。從這個角度來反思“文革”，讓我們看到的大概不是“文革”的革命性，而是它的腐朽性，完全是古老的傳統的渣滓的借屍還魂，這一點可能更接近鄉村的現實。我想知道，對於這一時期的曆史現實你是怎麼看的，小說中試圖提供怎樣的反思？
◎香港鳳凰衛視做了一期“樊建川和他的紅色革命係列生活用品收藏”，不知你是否收看？我看了，大為震驚，就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其收藏規模之龐大是絕無僅有的。光各類紀念章就仿佛是海底世界裏龐雜紛繁的魚類，讓人眼花繚亂，主席的語錄和頭像幾乎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細小的部位，從鍋碗盆碟到鍾表桌椅到學習和工作用具，幹脆這麼說吧，當時隻要是一件瓷器、一件工具、一個物品、一本書、一隻筆、一張小票，都無一例外地浸染了“文革”特殊的紅色。樊建川向觀眾講述了他的收藏和整理過程，他說最讓他感到痛苦和不安的並不是這些器具，而是他從民間收集來的汗牛充棟般的書信，那裏麵充滿了告密、陷害、恐懼、痛苦和懺悔的淚水。更多時候，樊建川說他根本不敢一一去查看，隻是簡單地做分類打包處理。從電視畫麵上，我看到那些被裝在一隻隻粗糙的麻包裏的私秘信件，它們靜靜地躺在像高低床一樣分層的巨大貨架上，形同一具具死屍無聲又無息。那一刻，我再次意識到寫作《妙音鳥》是有意義的，就像樊先生的收藏，因為人的惰性首先就是健忘。我說了這麼多，其實早就跑題了。不過，我是想借此表明，“文革”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在內心世界並沒有完全消失，諸如像章、瓷器、信件、語錄等，這些東西我在很小的時候都無數次觸摸過的。在我記憶當中，隻要是有紅色痕跡的瓷器，在家裏絕對是供奉在最高最顯眼的地方，別人一進家門就會映入眼簾，好像對外宣揚我們這個家庭的忠誠不二。我曾親手打碎過一隻空心的白瓷塑像，後果可想而知，父親嚴厲的懲罰了我，並警告全家人要保守秘密。那是一種天將塌下的恐慌，在我幼小的身心上烙下了疼痛的印記，也可以說是那段曆史的痕跡。任何一段曆史都不應該被輕易忘卻。作為一名作家，別人去寫那類無關痛癢東拉西扯的柔情暖意的小故事，對曆史對過去對傷痕視而不見，而我不能。已故的巴老晚年說過，他在“文革”做了違心的事說了違心的話，於是，他的存在和文字有了嶄新的價值。但願多年以後，有人談及我的創作時，不為別的，隻因我以自己的獨特的方式和激情反思過那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