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
喚醒內心覺醒與人性回歸之光
——長篇小說《妙音鳥》訪談錄
△周立民 ◎張學東
△新近出版的《妙音鳥》是你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相對於帶有強烈個人記憶的第一部長篇《西北往事》，這裏所描述的世界更多來自你的想象，而不是親曆性的經驗。這對作家未必就是壞事，你可以放開手腳，不會為具體的現象束縛住；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寫作又無不是個人的體驗和想象合作的產物。但我還是想問一問，你怎麼會萌發創作這樣一部作品？從時間段上，小說寫了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期間發生在羊角村的事情，這似乎是一個出生於五六十年代作家更有把握的時間段，而對於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你是如何對這一段生活產生了興趣？
◎我覺得一個作家有一個作家的審美標準和情趣取向，就像每個學者必然會有他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旦確定了目標，就會矢誌不渝地朝著那個方向邁進。與其說，我對那段生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倒不如說是那段生活，總是在我遙遠的身後閃爍著奇特的微光，特別是在寫作的時候，我時常能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像個貪玩的小孩，到了該回家的時候，總是慢吞吞地一步三回頭朝著身後張望，而正是來自於身後的那一團微弱的光芒將我深深吸引，我不得不停下腳步，或者，完全不顧大人抱怨的呼喊聲，一味地轉過身朝著那未知的光亮尋尋覓覓——在這裏我捕捉到了那種陌生陳腐的陰鬱氣息，在這裏我也發現了與現實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天地。這大概就是尋覓者的樂趣，也是我寫小說的原動力。《妙音鳥》寫上世紀那段特殊的曆史，它的確是有難度的寫作，可以說處處都充滿了挑戰。比如：如何讓間接記憶變成伸手就可以觸摸到的事物？如何讓一堆幾乎失去生命力的曆史材料變成真實別致的好細節？如何讓自己的小說完成後能從同類作品中跳出來……而所有這些因素，對一個作家來說恰恰是最有意義的，我一直喜歡做有意義的事情。我很願意將《西北往事》與《妙音鳥》放在一起說，它們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作品，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麵，或兩種時態：在前者那裏，那段曆史已經發生過了；在後者中，那段曆史即將或正在發生。這樣說來，我不過是那個貪玩的小孩，在該回家吃飯和睡覺的時候，繼續在外麵逗留，隻為尋覓到那一團即將逝去的微光。
△“尋覓到那一團即將逝去的微光”，這個說法很好，在小說中，這團光是通過妙音鳥這個帶有象征寓意的意象體現出來的。你解釋說“妙音鳥”是一種有著美妙絕倫的叫聲，讓聞者潛心向善、皈依正道的神鳥，在小說中少年紅亮曆經苦難皈依佛教的經曆大約最為形象地反映出這種召喚。甚至讀到小說的最後，連那個似乎總是作為“惡人”的廣種也有著對秀明的幾份深情，讓人也感到了一種“向善”的力量。當然，小說不會是僅僅如同教義一樣勸人向善，說實話，我倒覺得小說中宗教的力量並不很強，反倒有著極強的現實關懷，當然，中國佛教本身就有很強的世俗性。
◎無可否認，《妙音鳥》的確涉及到了佛教那些博大精深的意象，但這隻是故事和人物命運發展的需要。紅亮曆經坎坷迷途知返歸依佛門，直至最後成為有名的弘量師傅，這條線索在小說裏我基本上是淡化處理的，紅亮的歸宿我幾乎一筆帶過，這也足以表明我個人的觀點。一部小說絕對不能簡單化為教義式的“勸世警言”，那樣，寫作本身已失去了意義。我一直認為，人性的善、惡是有條件的，就好比化學裏的氧化反應，首先取決於被氧化的物質，無疑金屬類的最易；其次，取決於氧，也就是物質周圍的環境，當然還有溫度、濕度，等等。當那場特殊曆史悲劇如火如荼上演時，人性就開始急劇分化，三炮也好，虎大也好，還有廣種，他們代表了人性裏的“惡”，在政治魔力的推波助瀾下，很快就被發揮到了極至。但是，我始終相信，他們也有善的一麵，他們是擺在曆史舞台上的一塊鐵，想一想，那種特殊環境，那種白熾化的高溫，鐵是最容易被氧化掉的。小說結尾，那段曆史漸近尾聲，人們的熱度下降了，頭腦不再瘋狂和發漲了，智商漸漸恢複了，一切都朝著正常的軌道邁進，惡人做惡的時代結束了，惡人也是人，這一點不能忽略。向善，從某種意義上說，無疑是生存的一種策略，一旦大環境改變了，人就會跟著變。你說佛教本身具有很強的世俗性，我完全讚同這一看法，而我還要強調，小說本身就是世俗的“街談巷議”，它跟宗教在一定意義上有著相似性和同構性，所以，我在創作之初毅然決定，要將那段曆史跟佛教有機地結合起來：一方麵，這代表著曆史的真實性；另一方麵，它們都具有紮根土地和人群的世俗立場。
△那麼，麵對著人為私欲而相互撕殺這樣的現實，你認為宗教或者宗教所表達出來的思想是救贖之途嗎？
◎我個人以為，宗教所傳達的隻是一種美好的生活願望，它像茫茫大海上高高聳起的燈塔，看著總是那麼遙不可及，但它指引航向。風浪再大，人們隻要看到燈塔，就會鼓起勇氣，暫時忘記艱難險阻。問題是，很多時候人們隻會望洋興歎，因為燈塔本身不能幫你解決任何問題，畢竟你要頂風破浪，要冒很大的險，才可能抵達平靜的對岸。佛又說，放下屠刀，回頭是岸。這把屠刀就是你所說的“人為私欲而相互撕殺”，《妙音鳥》裏這樣的撕殺場麵太多了，這樣充滿私欲的人群也太龐大了，以至於佛教的光芒顯得微不足道，它能照亮的隻是極少數的人，何況，那還得看這個人有無良好的悟性，能否參得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造化”。對於紅亮來說，宗教不光是燈塔，而且也是光明的道路，因為他終究能夠步入其途。
△是的，任何時候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都在倔強地生長著。與此同時，在民間，作為對於“惡”的消極抵抗也好，無可奈何也罷，自然而然地會生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的觀念，小說中似乎也有表現，我是從虎大將要被殺了，他老婆忙著找人去救他，而那些鬼魂說虎大做了多少多少惡事，於是他們在路口擋住她的去路；另外，從三炮最後的結局等處，隱約感覺到這是左右人物命運的理念。
◎假如我承認小說裏有類似的觀念，讀者也許會說，這是不是太陳舊了？一個年輕的現代小說家，居然還在老生常談這些玩意！這正是當下的問題所在，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中國人普遍開始天不怕地不怕的，喪失信仰和最起碼的道德評判標準，想怎麼來就怎麼來，包括做惡，因為除了金錢和權利之外，似乎再也沒有可以束縛手腳的東西了。可是過去並不是這樣，在人們的精神和生活領域裏，總會有神佛的一席之地，人們信佛，或不辭勞苦長途跋涉去朝拜，或日夜供奉於廳堂之上。惡人也是這樣，他們甚至會在神佛麵前進行懺悔，神佛充當著他們的心理醫生的角色。在那段特殊曆史時期內，所有神佛都被打倒了，正如小說裏紅亮在深山廟宇裏所遭遇的那樣，諸神被湮沒了，鬼怪才一夜之間如潮水般湧出來，可謂“鬼出神沒”了。虎大老婆想求助於寡婦牛香前來解救虎大，村裏的冤魂就組織起來擋住了她的路。這個情節看似荒誕，事實上，我想要表達的卻遠遠不止是因果報應這麼簡單，我更願意讓事件呈現出民間的本來麵目。也就是說，虎大老婆本人就是那種善男信女者，所以在最關鍵時刻，在她的道德價值麵臨選擇和考驗的時候，她心裏首先有“鬼”，才能產生那樣不可思議的幻覺，而她也由此開始敬“神”而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