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希臘城邦何處去
希臘城邦的誕生
亞曆山大是馬其頓人。馬其頓在希臘北邊。就像中國古代把邊境的一些民族稱做蠻夷一樣，馬其頓也被希臘人看做是蠻族人。其實馬其頓人和希臘人同族，宗教信仰一樣。除文化上落後外，沒什麼不同。馬其頓人也自認是希臘人。曆史學界一般都把古馬其頓史放在希臘史中。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裏克利時代，外部極盛時期是亞曆山大時代。”在馬克思看來，亞曆山大時代是古代希臘史的一個階段，一個重要階段。伯裏克利時代是希臘城邦發展的頂峰，亞曆山大時代雖是希臘城邦的終結，卻也是希臘城邦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希臘曆史的一個新階段。沒有希臘城邦就沒有亞曆山大帝國，因此，我們敘述亞曆山大帝國時必須從希臘城邦開始。
希臘城邦是人類曆史的奇跡，它的出現，不僅極大地影響了人類曆史的進程，也使人類社會更加豐富多彩。希臘城邦是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的特殊產物，在人類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古希臘由伸入地中海的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愛奧尼亞群島組成，小亞細亞西部海岸和意大利南部也是希臘移民建立城邦之地。古希臘得天獨厚地處於埃及和兩河流域兩個古文明之間，通過小亞細亞和兩河流域連在一起，而愛琴海諸島又和埃及麵麵相望。這為希臘地區的人民和埃及、兩河地區的人民相互學習、交流提供了優異的條件，而中國和印度就沒有這樣的條件。希臘三麵環海，擁有世界最長的平均海岸線。境內多山少河，更沒有大河，這和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地大不一樣。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等古文明都和大河分不開，而希臘文明則和大河無關。希臘文明和大海連在一起。希臘也沒有大的平原，境內被眾多的山脈分割成相對獨立的山地、山穀和小塊平原，這為建立小國寡民的城邦創造了條件。希臘的城邦一般都有山地和小塊平原，山坡地可以放牧，平原可以種莊稼，這有利於城邦自給自足。希臘多良港，為交通海外提供了方便。希臘的氣候為典型的地中海型，夏季幹燥，很少下雨，冬季溫和。希臘人喜歡室外活動是和這樣的氣候條件分不開的。
希臘人是從公元前15世紀開始陸續來到希臘地區的。在希臘人來到之前，希臘地區已經有高度發達的文明。曆史學家稱之為克裏特文明，因為它的中心在地中海的克裏特島。創造這一文明的是愛琴人。公元前16世紀克裏特文明進入全盛時期，手工業發達，商業繁榮，沿海興起許多城市，有百城之稱。荷馬史詩是這樣描述克裏特的：
“有個地方叫做克裏特，在酒綠色的海中央，美麗又富裕，四麵是汪洋，那裏居民稠密，有數不清的數量，九十個城市林立在島上。”
克裏特實行君主製，克諾索斯建有巨大的王宮，內部有巨大廊柱的大廳，有很好的樓梯，有琳琅滿目的壁畫，有武庫糧倉。王宮裏的數不清的宮室，層次相連，組成一個令人撲朔迷離的“迷宮”。居住在這“迷宮”裏的克諾索斯王，據希羅多德說：“是一個征服了許多土地並且是一個在戰爭中經常取得成功的國王。”不僅愛琴諸島，而且希臘大陸也深受克裏特的影響。克裏特成了除埃及和兩河流域之外東地中海地區的第三個文明中心。
希羅多德說克裏特國王後來遠征西西裏，兵敗身死。克裏特衰落了。公元前14世紀，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邁錫尼興盛起來了，邁錫尼取代克裏特成了這一地區的文明中心。邁錫尼王朝國家是早期希臘移民亞加亞人建立的。邁錫尼的崛起和克裏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臘人對非希臘人的勝利。荷馬史詩中攻打特洛伊城的希臘主帥阿加梅農，就是邁錫尼的國王。考古學家在邁錫尼發掘出用長3米寬1米的巨石壘成的城牆和“獅子門”，發掘出規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塚，有圓塚，圓塚作蜂巢形，高18米，直徑也是18米，還有寬廣的長達35米的墓中廊道，發現了精良的武器、金質麵具、金質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邁錫尼統治著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阿提卡（雅典）、彼奧提亞、優卑亞島和愛琴那島，特薩利亞、愛奧尼亞諸島和埃托利亞等地也受邁錫尼控製。
在新的希臘人來到之前，以克裏特、邁錫尼為代表，創造了燦爛的愛琴文明，並與古老的東方文明，特別是尼羅河文明進行了幾個世紀的交彙，為人類曆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亞加亞人的邁錫尼王朝為時不長，就被從北方綿綿不斷南下的多利安人摧毀了。多利安人是北方的希臘人，早在公元前15世紀就開始小股地移居希臘，後來成了最後、最野蠻也最強大的一股移民浪潮。這些後來的希臘人征服了和摧毀了這裏原有的愛琴文明，繁華的城市、宏偉的宮殿都化為灰燼。手工業、商業衰落了，文字消失了。
多利安人等希臘人的侵入，中斷了原來希臘地區文明的發展，並在其廢墟上重新發展新的文明。希臘人後來稱其他民族為野蠻人，其實，他們來到希臘時，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蠻人，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發展軌跡和中國完全不同。中國的發展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國的文字的發展便是一例。發展的中斷是西方文明發展的一個特點。
隨著多利安人的入侵，形成了幾個世紀的大移民。開始是希臘人南下希臘半島和愛琴海諸島，還有一些希臘人侵入小亞細亞。一些愛琴人則被迫逃亡他鄉，有些愛琴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國家。隨後希臘人又大肆向海外移民，東北到黑海沿岸，西到意大利半島、西西裏島、西班牙的東南岸，南到尼羅河、利比亞，都成了希臘移民之地。
原來過著遊牧生活的希臘人，在遷徙過程中逐漸定居下來。多利安人在希臘南部定居，愛奧尼亞人在中部，伊奧利亞人在北部。希臘的東北是和希臘人同種的馬其頓人和色臘基人。進入小亞細亞的是弗裏吉亞人。
定居下來的希臘人同時從遊牧轉向農耕，終止了流浪生活，建造起房屋，過起穩定的居家生活來。不過遊牧生活的習性仍長期保存著，戰爭和放牧仍是男子的職業，種田起初隻是婦女的活。在從事農業生產好幾個世紀以後，希臘人仍然把牲畜和家禽當作主要財產。
遊牧的部落就這樣定居下來，成為一群村落，周圍的土地按家族分配。由於定居生活和占有土地，社會分化加劇，富人和窮人的差別日益擴大，社會階級產生了，出現了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
一些村落聯合起來，最後合並為城市。希臘城邦國家就這樣產生了。由於希臘境內多山，平原與高山相交錯，一個城市和與它連在一起的耕地、牧場就是一個城邦。每一個城邦都是獨立的，自給自足的。希臘本土有許多這樣的城邦。同時，由於海外移民，從公元前8至前6世紀，希臘人在愛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以及海上的島嶼建立了數以百計的城邦。
希臘城邦都是寡民小國，有的隻有幾平方公裏，最大的也隻有中國一個大縣大。人口很少有超過5萬的，其中的一半或一大半是奴隸和異邦人，自由人中還有三分之二是婦女和兒童。希臘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全盛時期也隻有大約三十幾萬人口。中國也有小國寡民時期，據老子說，當時，國與國之間，雞犬之聲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不過，在中國，這樣的小國，很快就被兼並成大國了。而希臘諸城邦卻始終沒有統一過。這種情況的產生，除地理因素外，希臘的城邦製度是一個重要原因。
希臘的城邦製度相當複雜，有貴族統治的，有民主的，也有寡頭統治的，有由選舉產生或世襲的國王管理的，也有由非法手段奪權的僭主統治的。一般地說，開始時，受愛琴文明影響，實行國王統治，當然，這裏的國王並不是專製君主，他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製，他和他的家屬有時還參加生產勞動。到公元前6世紀，大多數城邦便都早已成為貴族共和國了。不過，斯巴達卻仍實行一種特殊的雙王製，有兩個國王，這讓我們想起羅馬共和國的兩個執政官。兩個國王權力相等，這種二元性顯然是為了限製權力過分集中。國王每年一選，可能是用抽簽的方式從不同的家族中選出。國王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製，隻有一定的審判權、主持祭祀權和領兵打仗的統帥權，他們還要受選舉出來的監察官的監督。
斯巴達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元老院，元老是從有勢力的斯巴達氏族中選舉出來的。斯巴達還有全體公民（不包括女性，婦女沒有公民權）參加的公民大會，但大會不能爭論，表決不是投票，而是歡呼，哪個動議獲得的歡呼聲最響亮就通過那個動議。宣戰媾和等重大決定要由公民大會通過。
斯巴達是多利安人建立的城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城邦。它曾兩次發動兼並戰爭，占領了伯羅奔尼撒大部分地區。它的麵積比一般城邦要大得多。斯巴達有三種人，或者說，有三個階層，頂層是“斯巴提亞人”，他們是多利安人，是真正的斯巴達人；第二層是邊民，他們是早期被征服地區的人，是自由民，但沒有政治權利；最下層是希洛人，他們是最後被征服的美塞尼亞地區的人民，他們不是斯巴達人個人的奴隸，而是整個斯巴達城邦的奴仆。斯巴提亞人不從事任何生產勞動，他們是職業軍人，完全靠希洛人供養，希洛人耕種份地，要將收成的一半交給指定的公民，即指定的斯巴提亞人。斯巴提亞人的成年男子，也就是說，斯巴達的全權公民，隻有1萬來人，到公元前5世紀時，便隻有不到6000人了。以這樣少的人統治人數多得多的、時刻想反叛的希洛人和進行不時發生的對外戰爭，顯然十分困難。但斯巴提亞人辦到了。他們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兵營，斯巴提亞人是職業軍人，構成了斯巴達的常備軍，這在希臘城邦中是絕無僅有的，邊民也要從軍，組成輔助部隊，希洛人則要在軍中服雜役。斯巴提亞男人從小就處於嚴峻的軍營生活之中，新生兒要送給長老，經過檢查，如果判定不夠強健，就要被拋到山峽的棄嬰場。男童隻能在母親身邊住到7歲，從7歲到30歲就要過集體生活，在公共食堂吃飯，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從事體育鍛煉和運動。他們還要奉命做苦工，並且必須絕對服從、絕無怨言地去完成。他們不要文化和藝術，隻要服從與勇敢。勇敢是最受讚頌的美德。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的是一個斯巴達女人，在送她兒子上戰場時對他說：“回來時帶上你的盾牌，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來。”在戰場上，不獲得勝利，就隻能戰死疆場，否則，會受到全民的蔑視。斯巴達的女童也同樣要接受精心安排的體育鍛煉，以便將來有強壯的身體生育強壯的小孩。
斯巴達是希臘城邦的一個特例，一個變種。它的製度既不是君主製，也不是貴族共和製，更不是民主製。而希臘其他城邦大都先後廢除了王，實行貴族共和製，有的還發展到民主製。雅典是其典型的代表。
雅典在阿提卡半島，阿提卡的麵積大約有兩千多平方公裏，隻相當於我國縱橫百裏的一個大縣。但在希臘這已是相當大的一個地區了，它分割成幾塊小平原和幾個山區。據修昔底德記載，阿提卡很早就有人居住，有一個名義上的國王，實際上分成許多獨立的小邦，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議政廳和長官，每個小邦都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務，不到危險時刻，不會找王商量，甚至偶而還向王開戰。後來，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各小邦，或者說，各部落的聯係加強了，出現了一個“聯合運動”。各邦的貴族逐漸集中到雅典，大約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聯合運動”結束，阿提卡境內的小邦統一成雅典城邦。阿提卡之所以能和平統一，一方麵是由於強敵的威脅，另一方麵也反映了雅典人的政治智慧。
這個雅典的新國家，沒有了國王，除奴隸外，公民中分成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階級，其中隻有貴族有權擔任公職。三個階級的形成和劃分，打破了按血緣分成各個氏族或部族的傳統，而按財產關係劃分人口了。但是，貴族在新國家中占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完全由貴族組成的長老會，掌有審判、監察和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力，國王也被由貴族推薦並從貴族中選出的執政官所取代。執政官開始是終身製，後來規定任期10年，最後變為一年一任。開始執政官隻有1人，後來增加到9人。執政官任期越來越短，人數越來越多，說明其地位越來越不重要。國家的權力完全掌握在長老會手中，長老會不僅左右執政官，也控製了公民大會，大會的議程由長老會安排。
權力造成腐敗，貴族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侵占農民的土地，增加自己的財富。公元前7世紀阿提卡的土地兼並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據亞裏士多德《雅典政製》記載，這時的阿提卡到處都豎立著田產出售的標誌。“（雅典的）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被護民’和‘六一漢’（必須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給地主的分成佃農），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如果他們交不起租，那麼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時代為止。”土地兼並使農民情況惡化了，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加劇了，平民憤而反抗了。
但是，希臘的階級鬥爭的進程和結果，和中國的完全不同。中國的階級鬥爭從來也沒有以黨派的形式進行，其結果往往是一個王朝的結束，和一個新王朝的開始。而希臘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常常以黨派鬥爭的形式進行，其結果不是改朝換代，而是平民權利受到尊重，平民的狀況得到改善，政治製度逐漸完善，貴族共和製轉變為民主製。其原因很多，小國寡民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正是小國寡民才會有希臘的民主製，而對小國寡民的熱愛又限製了希臘的進一步的發展。
領導平民進行鬥爭的是一個新興的富有階層。公元前7到前6世紀，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製陶業，不僅有專門的製陶區，而且製陶規模大，產品精良，馳譽地中海地區。今天，考古學家還能在遠離希臘的小亞細亞地區的墓穴中發現雅典製造的陶器，可見雅典陶器行銷之遠。這和商業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一些人發了財，一個富裕的工商業中間階級興起了。他們是金錢造就的人，有錢但沒有權，地位不高，因而對貴族獨攬政權十分不滿，要求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他們往往成為平民與貴族鬥爭的領導者。
不過，工商業的發展並沒有使雅典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城市，雅典仍然隻有25000人，工商業雖然繁榮，農業仍然是雅典人的最大的收入來源。但是，由於商業的刺激，一些地主貴族也開始把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收入更多的橄欖和葡萄等供應油酒業的原料。這樣一來，糧食就供不應求，從而促進了糧食貿易，但卻破壞了城邦的自給自足的原則，對雅典今後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平民鬥爭的第一個成果，是爭取到了一部法典。這部法典是由一個叫德拉古的人編寫的，在公元前621年公布。這部法典非常嚴厲，偷竊蔬果這類小過失，也規定判處死刑，但它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對執法的貴族，或多或少起了限製作用。法典廢除了氏族私鬥，規定法律上的爭訟必須由國家機關審理，這是對傳統氏族製度的勝利。
這時，雅典與鄰國的衝突使情況變得複雜了，麥加拉商人占領了俯瞰雅典港的薩拉米斯島。薩拉米斯的失守和貴族收複的失敗，引起了雅典人的強烈的憤怒。在這種情況下，在公元前594年，雅典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梭倫改革。
梭倫出身一個古老的破落貴族家庭，靠多次海上商業冒險發了財。他用激昂的詩歌喚醒他的同胞,號召他們奮起收複薩拉米斯，結果成功了。梭倫因此獲得極大的威信，受到雅典各階層的廣泛愛戴，被選為公元前594年的執政官。
梭倫是一個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富有階層利益的有新思想的政治家，他一上任就為改善農民的惡劣處境、為滿足新興的富有階層的政治、經濟要求，進行了改革。他一舉廢除了債務奴役製，宣布不得以土地作抵押，債主的要求不得危害公民的人身自由。他沒有答應重新分配土地，但限定了貴族可以占有土地的數額。如果我們聯想到今天還有人認為黃世仁以喜兒抵債是有理的，便知道梭倫廢除債務奴役製有多麼進步了，不過，梭倫的廢除債務奴役隻限於雅典公民，奴役奴隸，實行奴隸製，在當時來說則是天經地義的，這和我們今天要消滅人身奴役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為了促進雅典的工商業，梭倫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他鼓勵外國的手藝工匠移居雅典，規定父親必須教兒子學會手藝。他限製穀物出口，降低了穀價，減輕城市居民的糧食困難。他頒布法令，促進林木的培植和水利灌溉的改善，這一方麵有利於種植橄欖和葡萄等經濟作物的經營，另一方麵又可保證油、酒業原料的供應。
在政治方麵，梭倫頒布法律，規定所有的自由民在法庭上都有平等的權利。他建立了一個四百人會議和公民陪審法庭。四百人會議的主要職能是為公民大會準備議程，預審提交大會的重要議案。其成員選舉產生，被選的成員隻需一定的財產資格，不必一定是貴族，四百人會議也分得了長老會的司法權力。這兩個機構的建立大大削弱了貴族的長老會的權力。梭倫還用憲法形式，按財產的多少，把公民分成四個等級。所有的公民都能參加國家的管理，但隻有第一或第二等級才能擔任最高職務，第三等級隻能擔任次要職務，貧窮的公民隻能參加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
梭倫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緩和了階級矛盾，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使他個人贏得了巨大的威信和眾人的愛戴，他有可能因此而成為“僭主”。“僭主”也就是事實上的專製君主，但卻沒有國王之名。國王是合法的統治者，而僭主卻是不合法的。希臘在公元前650年始出現這種統治者，而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600年～前500年）被稱作僭主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梭倫的朋友們都勸他自立為僭主，建立僭政。但梭倫卻不為所動，毫不猶豫地辭去已超過期限的執政官之職，離開雅典，到海外漫遊去了。在僭主盛行的時代，有機會建立僭政，而主動放棄權力的，並不隻有梭倫。他們都受到人們的稱讚，梭倫就被列為“希臘七賢”之一。
梭倫改革雖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問題仍依然存在，不僅貴族不滿，平民也不滿。梭倫離職後，雅典長時期陷入黨爭之中。占有平原土地的貴族組成了“平原派”，以工商業者為主組成了“海濱派”，無地少地的山居平民則組成了“山地派”。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平原派要求恢複傳統製度，海濱派希望維持梭倫改革，山地派要求重分土地。有意思的是三派的領袖都是貴族分子。經過反複鬥爭，山地派領袖、貴族庇西特拉圖，得到海濱派的支持，在公元前541年發動政變，獲得成功，控製了雅典城邦，建立起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圖成了雅典曆史上的第一個僭主。
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遭到回國的梭倫的反對。但庇西特拉圖的僭政，實際上貫徹了梭倫改革的主要精神。除了取得政權的方式不合法外，庇西特拉圖的統治明智而又成功。他沒收逃亡貴族的土地，分給貧苦公民，部分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他實施農貸製度，資助貧苦農民發展橄欖和葡萄種植；他組織巡回法庭到農村去處理訴訟事宜，節省了農民的時間和精力。他特別致力於工商業的發展。在他統治期間，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繁榮。他大力發展造船業，並建造了一支約有48艘船的海軍艦隊，奪取了赫勒斯滂海峽，控製了黑海門戶，這對雅典的發展大有裨益。他對雅典的許多公益事業進行了改進，把農民在春季舉行的酒神節引進城市，由此而帶來了劇院和精彩的戲劇。
庇西特拉圖的統治，得到許多雅典人特別是工商業者的真誠的支持，為雅典今後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圖死了。繼任的他的兒子既沒有他的才能，也沒有他的威信，而更為重要的是雅典人不能長期容忍不是由自己授權的統治者。因此，公元前514年，兩個青年刺殺了僭主庇西特拉圖的次子。這一行動受到希臘人的稱讚，被譽為愛國之舉。庇西特拉圖的長子心懷疑懼，大肆迫害政敵，成了真正的暴君。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他又與波斯勾結，更激起了雅典人的憤怒，為時不久，他就被迫逃亡國外。雅典的僭主統治結束了。不久，代表新興力量的克裏斯提尼走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並在公元前508年進行了意義深遠的改革，克裏斯提尼也因此被譽為雅典的民主之父。
克裏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開始。他的改革擴大了人民的權力，進一步削弱了貴族的勢力。他把原來按血緣關係劃分的四個部落，改分成完全按地區劃分的十個部落，每個部落又設有三個“三一區”，每個區都包括一個平原地區、一個山區、一個濱海區。這樣就使貴族分了開來，並在每一區都是少數，從而瓦解了他們的勢力。他又把各個區分成許多自治的村社，村社有政治和軍事職能，其中包括登記本村社的公民，據亞裏士多德說，他把“許多曾是外人和奴隸的外來居民登記在他自己的部落之內”，這樣就增加了許多新的公民，從而使舊的血緣關係更加失去意義。
克裏斯提尼創立了一個新的五百人會議，取代過去的四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的成員由新設立的區選舉產生，每區50人，共500人。後來形成會議成員分成十組分期管理國事之製，並由每一部落選出一個司令官的十司令官製。
為了防止新的僭主產生，克裏斯提尼創立了所謂“陶片流放製”，規定在每年的春季的公民大會上，人民可以通過投票，宣布任何突出的公民為危害城邦安全的人，並把他放逐十年。一個公民要投票反對某人時，隻要拾起一片散布在市場上的碎陶片，在上麵寫上所要放逐的人的名字，再把陶片投入投票罐裏就行了。如果得到大多數人的票決，這個人就要被放逐十年，期滿才能回來。陶片流放製的實行，表明雅典人都識字，對於防止僭主政治的再現，起了極大的作用。
克裏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的民主製最終確立下來，也是希臘城邦製度最後完成的標誌。雅典民主製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主權在民”，盡管高級職務仍隻能由貴族擔任，其他公民卻也享有重要的政治權利。當然，這裏說的民是有公民權的公民，不包括大量的奴隸和外國人。主權在民的製度在伯裏克利時代發展到頂峰，雅典的全體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舉行兩至四次，解決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戰與媾和，解決城邦的糧食，聽取負責人員的報告，掌握國家的最高監督權，審查終審法庭的訟事等等。每個公民在公民大會中都有選舉權，每個公民都有可能選為五百人會議成員，每個公民都要輪流參加陪審法庭。陪審法庭的成員多達六千人，而當時的雅典公民最多也不會超過六萬人。最高官員離任時要接受審查，有諸如叛國等重大問題的，法庭和公民大會可沒收其財產、放逐或處死等。二是“輪番為治”，也就是說，“公民是輪流統治或被統治”，官吏由公民輪流當。這樣的民主製，隻有在希臘雅典這樣的領土狹小的城市國家中才有可能。中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民主製。不過，希臘的民主製是完全把婦女排除在外的，婦女的惟一任務就是生兒育女。希臘對婦女的卑視，和東方民族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亞裏士多德就認為，男人天生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於人。
克裏斯提尼之後不久，爆發了希波戰爭。戰後，雅典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上都居希臘首位，它事實上成了全希臘的楷模，它的民主製度也成為各城邦效法的榜樣。例如，雅典的陶片放逐製就有好幾個城邦仿行。希臘諸城邦的政製五花八門，而“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卻是它們的共同的特點。希臘城邦的民主製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法律高於一切，人人都尊重法律，按法辦事。古希臘的最著名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在他的《曆史》一書中，用一位希臘人對波斯國王說的一段話來讚揚希臘人的，或者說，希臘城邦的這一特點。這位希臘人在說起自己的同胞時說：“雖然他們是自由人，但並非在各個方麵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們的主人，他們畏懼這位主人甚於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規定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法律的條文始終如一。法律禁止他們臨陣脫逃，不管遇到的敵人有多少；要求他們作戰時堅如磐石，或者戰勝敵人，或者死於敵手。”這種把法律看得高於一切的精神是城邦民主政體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沒有這種精神、這種傳統，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古今中外的民主都離不開這一條件。可以說，沒有法律，沒有把法律看得高於一切的精神或製度，就不會有希臘城邦的民主。當然希臘各城邦的法律是公民自己製定的，而不是別人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希羅多德這裏雖說的是希波戰爭時的希臘人的情況，其實是希臘城邦的普遍特點。
希臘城邦的產生及其城邦製度的最終完成，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現象，是一種變態，而不是常態。人類社會從軍事民主製發展到君主製是普遍規律。中國、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如此。希臘城邦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條件和原因。地理條件的獨特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希臘如果不是被群山分割成一塊一塊彼此分離的既有平原又有山地的相對獨立的地域單位，城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在希臘城邦建立的幾個世紀，沒有足以威脅希臘生存的強大外敵，也是一個原因。埃及和赫梯王國都衰落了，歐洲大陸還是蠻荒之地。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希臘內部的階級鬥爭的獨特形式和走向。雅典的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以黨派鬥爭的形式進行，這在中國等古文明地區是不可能的。
希臘雖分割成許多獨立的城邦，卻是一個種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共同的風俗和傳統，有共同的源於腓尼基字母的希臘文字，還有顯示了希臘人的精神麵貌的體育比賽——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一種為神的榮譽而舉辦的體育競賽，早在公元前776年就開始舉行。競賽會的地點在奧林匹亞，這裏是希臘最高山峰所在地，四年舉辦一次，它成了全希臘人的共同節日，引起了全希臘人的興趣和參與。被視為蠻族的馬其頓被榮幸地準許參加這一比賽。這些共同的因素，使希臘人有一種民族聯合的情結，他們逐漸稱自己為“海拉斯”（hellenes),因為他們自認為是赫楞（hellen)的後代，並引以為榮。他們把非希臘血統的人都稱為“野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