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閉門不出
茅盾之子韋韜說：“‘文革’以來，爸爸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起碼到1974年9月上麵來人通知他已被選為四屆人大代表的消息為止，他是處在這種狀態。
1964春夏之交，毛澤東就文藝工作做出兩個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長，改任政協副主席。不久，開始就“中間人物論”批判邵荃麟、就電影《林家鋪子》批判夏衍。矛頭雖未對準茅盾，可他皆不脫幹係。夫人孔德沚頗憂“大禍要臨頭了”，茅盾答以兩句，一是讓夫人不要“亂說”，二是他自己“還要觀察”。
謹言慎行，靜觀其變。這兩條對策，反映著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派來抄過兩次家，這是茅盾所遭受過的僅有的直接衝擊。之後，沒有再受打擾，據說周總理指示保護他；然而，並沒有人前來正式地告知這一點。“文革”中許多事來無蹤，去無影，人們不明所以，卻沒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護”如此，“靠邊站”也如此。他從未被宣布已經“靠邊站”，而是不知不覺中發現，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參考資料》停送，警衛員撤回，配車取消（餘連祥《逃墨館主——茅盾傳》），並失去聽文件傳達的權利……
“文革”以這方式，使曾在任十五年的文化部前部長、中國作協主席以及獲職末久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從特殊地位人群名單中抹掉。
以上變故，茅盾任其發生，不加探詢。社會，用“抹掉”來表示對茅盾的某種否定。而茅盾本人，也加以配合，用“主動消失”來保全自己。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醫院，便不出家門。外麵轟轟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聞；滿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他沒看過一眼。很長一段時間，他對現實的了解，基本限於家人帶回的報紙、強勁的高音喇叭傳來的囂叫，以及從臥室窗口所能看見的外麵對“走資派”的遊鬥。他仿佛與現實達成一種諒解，隻要“文革”不來打擾他，他也就當它不存在。對於自己的被“遺忘”，他實際上相當知足，甚至可以說是“珍惜”。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躬耕南陽，曾抱這種處世哲學。茅盾“文革”間心態，大約與此相類。不過，他畢竟不是諸葛亮，二十世紀也完全不同於公元三世紀。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隱身帽時，內心並無隱者的淡定。韋韜說：“那時候，他有信必複，不論是熟人還是並不熟悉的人。”而且總是在信中寫上這麼一句：“盼常來信，消磨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