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創作空白
寂寞，是換取平安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或者說，是熬過難關所將忍受的生存狀態。不過說到“寂寞”，對茅盾而言並非自“文革”以來方有所品嚐，雖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寂寞。
建國後，對他的尊崇達到極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部長，又做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擬為文化部部長時，茅盾表示了謙讓之意；毛澤東親與之談，形容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的”，“隻是我們不放心，所以想請你出來”。（《父親茅盾的晚年》）
“十七年”那段曆史中，從榮顯的角度說，茅盾非但不寂寞，反倒燁赫之至。隻有一個問題：他以小說鳴世，原本是一位作家——然而，他最後一本長篇小說和最後一篇短篇小說，卻都寫於1948年的香港。
當然，這是否構成一個問題，因人而異。假若茅盾以做官和地位上的尊崇為享受，對創作不存殘念，那麼現實之於他倒也沒有任何缺憾。但是，他那顆作家之心未死，依然充滿渴望。
如果在“愛好”層麵上談問題，茅盾對做官談不上“喜歡”，但鑒於官本位社會的種種特殊法則，做官與不做官，在所有事情上相去何止萬裏，所以也不談不上“嫌惡”——後來“靠邊站”的時候，他就沒有覺得是一種解脫，而著實頗感苦惱。
在做官這件事情上，他心態是矛盾的；然而對於文學和創作，他卻隻有由衷的愛好。這不獨是才賦所致，也是性格上自我考量之後，所做確認與選擇。當年，“從牯嶺到東京”，茅盾由政治革命激流中心抽身，轉入“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角色，是他對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麵和理智的估衡。他覺得，較諸縱橫天下、折衝揖讓，自己更適合燈下吮毫、垂文自見。否則，“沈雁冰”不會變成“茅盾”。可另一方麵，“茅盾”也終究是從“沈雁冰”變化而來，他的意識，連同他的文學追求，與純書齋背景的人文知識者是不同的。他做不到，抑或也不屑於去當一個遠離政治遠離現實社會的個人主義作家。相反，他願意與政治和現實社會，具有緊密關係和渠道，一直保持“在場”而非“離場”的身份。
把這些綜合起來看，大致上，茅盾願意有一定的官職（或與此相當的諸般“待遇”——它們與一個人參政之深淺有關），不過，最好是個閑職，以便他能夠擁有不少的自己支配的時間，去從事創作。
實際當然並不如願。隻當作協主席還好說，那是榮譽性的。關鍵在於文化部部長之任，外事內務紛至遝來、應接不暇。那些迎來送往、赴宴看戲、開會出訪，讓放不下創作念頭且性素好靜的茅盾，牢騷頗甚。1955、1956、1958年，處事一貫隱抑的他，三次按捺不住情緒，而公然加以流露。
一次，是他於1955年初致函周恩來，請求減少出國次數和免掉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委職務，並給予創作假。信中提到自己解放後無任何創作成果（“五年來，我不曾寫作”），而這樣一個人，竟然“在作家協會又居於負責者的地位”，使他“精神上實在既慚愧又痛苦”。婉轉提出，“如果總理以為還值得讓我一試”，請求給予“一個短時期的寫作假”，先寫成大綱供領導審查，“如果大綱可用，那時再請假（這就需要較多的日子）。”這種請假方式，也是茅盾性格的體現——通常，他習慣於以“徐圖緩進”的節奏來表達和實現意願。
經周恩來批示，茅盾得到三個月創作假，至於卸職之請則未允。如所皆知，茅盾晚期小說重要作品《霜葉紅似二月花》和《鍛煉》，所出版的都僅為原計劃很少一部分，他續完兩作的願望非常強烈。此次請假，顯然以此為目的。但獲假之後，據其家人回憶，他忽然覺得“請假三個月卻去續寫舊作”，“無法向人解釋”，轉念於“隻有創作現實的題材”。於是，擬新寫一本反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的長篇小說。他去上海搜集素材，並寫出了大綱，但不知何故，似乎未如當初報告中所說，提交領導方麵審查，“再請假”的行動也沒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