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葉聖陶所謂“他是從剛自日本回國的楊賢江那裏聽來的”，卻屬托詞。他無待回國的楊賢江來告訴他什麼，8、9月間，秦德君回國手術，費用即由彼處獲得——他替茅盾保存這秘密，已然數月。大約幾經躊躇，現在他認清這秘密還是不保存的好。但他總不能從幾個月前自己曾為某人提供手術費講起，恰好楊賢江回國了，這倒是合情合理的由頭，於是借這個東風，葉聖陶把茅盾、秦德君之間的故事講給孔德沚。而葉聖陶“通風報信”之後，到翌年4月初茅盾回到上海，之間長達數月，婆媳不可能不設法與茅盾聯係、宣示她們的態度。如果我們的推測合乎邏輯，則在茅盾而言，“何去何從”的思想鬥爭暗中早已展開，並漸漸有了答案——這便解釋了為何回國不久即告分手。
綜合各方因素，故事的結局其實是必然的。這故事中總共有四個人物：茅盾、秦德君、孔德沚、茅母。後二人所起作用不言而喻。而茅盾有兩個特點，一是奉母至孝，二是稟性理智；這兩個特點，既決定了他不可能違母命，也決定了到一定關頭他知道並善於反思，行當所行、止當所止。然而最奇怪的，似乎連秦德君自己也在促使故事以這樣的結局終止。《我的父親茅盾》斷言，對茅盾來說，這是“並不愉快的插曲”，因為秦德君“是一個隻顧自己不顧家的浪漫女性，而且脾氣暴躁”。這大約不能視為親屬的袒護，據當時在神戶對他二人生活有近距離了解的目擊者觀察，茅盾會“在不知不覺中對當時與他同居的女友流露出幽怨欠缺的情意。我不便多問，隻是直覺地感到他對當時生活的不安與煩惱，有一種難言之隱似的心情，他歸國後即與女友分手，可見並非一朝一夕之故。”（錢青《茅盾在日本京都》）可見，故事之如此結局，包含了秦德君這層因素；倘若換一個為人性格與茅盾至為融洽相得的女人，也未必沒有其他可能性。
茅盾這一經曆，其實倒不值得如何驚訝。一是他對於自己的婚姻，一直以來一定抱著不滿意。二是他尚年輕（發生時三十二歲），生命力仍是情勝於理的狀態，而且大革命氛圍底下，所謂個性的解放也總是與政治激情勃發如影隨形，連《我的父親茅盾》都說那時“杯水主義”愛情是一種流行，“現在父親自己也陷進了這個泥坑”。三是秦德君其人，年輕、熱烈、潑辣、反叛、極其開放（她在茅盾之前，年僅二十歲即曾輾轉於二位男性間，與之同居並均有生育），較諸孔德沚，這種“新女性”氣質當時恐怕也更易引起茅盾的讚賞（他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時就寫過好幾篇鼓吹婦女解放的文章）。四是1927年下半年以後，茅盾真切地陷在“幻滅”中，掙紮於精神和命運的苦海，靈魂最頹唐，意誌最脆弱，對於慰藉如饑似渴，亟待找到遺忘、擺脫或者化解絕望的管道。
比較而言，更值得注意或玩味的，倒是他從這一經曆中的退卻。我們前麵談到了奉母至孝以及與秦德君性情不投對故事結局的影響，其實在我看來那皆非根本。關鍵是茅盾的性格。本質而論，他是那種安靜、內斂、嚴謹、理性、不浪漫、不喜歡動蕩乃至懼怕一切激烈局麵的人。綜觀整個青年時期，血氣方剛之下，受著青春的激發，他先後兩次置身動蕩景狀；一次是政治，一次是愛情，而結果出奇地一致：都在矛盾達到頂點時，選擇了退卻。根因即在他的性格，委實不能適於這種“生活”。他可能一度以為自己能夠承受，但到了最尖銳最激烈的時刻，卻發現神經實不足以挺過那樣的強度——無論在革命中，還是愛情中。經這兩次的教育（抑或啟迪），加上年齡增長而漸能自覺，此後茅盾基本上徹底地回到固有性格之中，很好地把握了自己。這一點，未來在新疆盛世才那裏以及“文革”這兩次大的劫難中，都有明確的體現。
他在自己天性引導下從與秦德君的關係中“退卻”，與其說是回到孔德沚身邊，毋如說是回到“家”中。他是特別需要一個“家”的。“家”對於他，是與動蕩的外界之間的一道屏障，是他能夠安靜地凝視自己的地方，也是一個最終不會失去的藏身之地。我們顯然不會說，至少就當時而論他回到孔德沚身邊是出於對後者的多大的愛；我們顯然也不會說，他這一歸來，意味著內心就此泯滅了對妻子以外的異性的“想象”。不過，自那以後“出軌行為”似乎確實未曾再度發生，而其原因，我們寧可認為在於從既有的“出軌”經曆中他深刻認識到，這種事情根本不合他的性情。
孔德沚從這件事接受的教訓，甚於丈夫。婚後，特別是來上海以後，她隻注意到去改變自己“落後”“無知”的形象，比如說進學校補習文化、走出家門參加社會政治活動，以為那樣即能縮短與丈夫的差距，卻疏於防範和監管。經此一事，她必定痛定思痛，檢查自己在何種程度上給了第三者以可乘之機。總之，她從根本上調整了自己的策略，放棄“職業革命婦女”的追求（她已於1925年左右由其好友、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介紹入黨）。韋韜說：“從1930年7月起，母親就完全成了個家庭主婦，把祖母教她的那些治家本領全部施展了出來”。此後，她和茅盾形影不離，把他看得緊緊的，再也沒有讓丈夫獨身一人在外；包括1939年去新疆、1940年茅盾從延安被派往重慶（組織上原來建議她留在延安）、1942年初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香港撤退……在所有這些遷徙中，茅盾總是堅決要求夫婦同行，不僅不能分開，哪怕行程前後腳略微錯開亦不情願。每看到茅盾回憶錄中這類敘述，我便不禁一笑：秦德君事件後，孔德沚之嚴防死守，一至於斯。
雖然茅盾與孔德沚結合出乎母命，對其容貌、教養、品味、脾性等皆難稱如意，但最終來看，他最適合的人生伴侶恰恰是孔德沚。本份、忠貞是孔德沚的突出優點；而她持家、治家的能力，料理日常生活時的果決、幹練，更給茅盾提供了極大後援。1930年孔德沚從社會回歸家庭後，起初，茅盾或許較多感受到的是受“管製”，然久而久之，受“管製”之感便向依賴和倚靠發展。事實上，他再也離不開、缺不得孔德沚。夫妻之情，乃是一個生活實踐問題，絕不簡單取決於對所謂“理想異性”的預設。隻要彼此生而有一種互補的關係，則就會在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生活實踐中，達到骨肉般的認同。我們在茅盾夫婦之間，看到的正是這麼一種生活過程。
他們這樣牽著手，共同走過了五十二年。然而在人生最後一個難關，在垂垂老矣的茅盾七十五歲那年，孔德沚丟下丈夫先自去了。我們知道，自1930年以來，孔德沚未嚐一日離於夫君左右，她管理他的一切，照顧他的一切，甚至指揮他的一切，而他則早已隻習慣這種生活。偏偏就在茅盾被“文革”從社會中“抹掉”、裹足家中、隻剩下“家”的時候，他失去了即便平常也須仰仗依賴的老伴，獨守空巢……這該是怎樣無邊的寂寞！他捧著孔德沚骨灰盒的照片上，表情之淒涼，令人恍然覺得他捧的不是骨灰盒，是“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