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茅盾有一個畢生的隱痛
《新青年》分裂以後，陳獨秀把它帶到上海。1920年大約2、3月間，為了籌備在上海的出版，陳約請數人在漁陽裏二號住處談話，有陳望道、李漢俊和李達，茅盾也在其中。茅盾之被邀請，應是陳獨秀聽說並注意到他已對《小說月報》展開“半革新”（《我走過的道路》說：“《小說月報》的半革新從一九二0年一月出版那期開始”。他在這一期撰文《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提出了文學應當‘表現人生並指導人生’”）。不久，同年7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建，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等，沒有茅盾。不過，他很快就在10月份由李漢俊介紹加入了，並且翌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時，自然成為第一批黨員。
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以及之後的中國共產黨），使他下一階段人生基本轉入實際的政治革命活動，尤其1923年他從《小說月報》主編卸職以後。他先是到黨創辦的培養革命人材的第一所大學上海大學任教，後又當選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執委、國民運動委員，並兼任下設的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茅盾說：“因為擔任上述的黨內職務，我就相當忙了……過去是白天搞文學（指在商務編譯所辦事），晚上搞政治，現在卻連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他黨內資格之老，不必說在文人作家群首屈一指，即從全黨範圍論，亦屬最早元老之一。“文革”後，胡喬木代表中央請茅盾寫回憶錄，說：“中央討論時，陳雲同誌特別提到您，說建黨初期的曆史，除了您，恐怕已沒有幾個人知道了。”（《父親茅盾的晚年》）後又讓林默涵督促此事，林在信中說“我們希望您寫一本您的重要經曆的回憶錄”，特別強調“內容不限於專談與寫作有關的事”。（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編《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劄》）以此之故，《我走過的道路》對所親曆的二十年代革命政治生涯，記敘甚詳，我在此並不一一複述。簡單來說，從1923年至1927年，茅盾在上海、廣州、武漢三地周遊，從事過工人運動、宣傳工作、秘密工作、黨務工作、教育工作……除了沒拿過槍，庶幾別的都幹過。尤其應該一提，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宣部代理部長時，茅盾任該部秘書，另有幹事肖楚女等工作人員7人；毛澤東這樣對他說：“部長之下就是秘書”。
1927年4月，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急轉直下，蔣介石在上海、南京屠殺共產黨人，繼之李濟深在廣州做了同樣的事。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6月，馮玉祥與蔣介石握手言歡。7月15日，汪精衛也終於在武漢清共。這一切，史稱“大革命失敗”，其間血雨腥風、猙獰慘厲，書不勝書。
汪精衛翻臉的跡象愈顯。茅盾未雨綢繆，於6月底將孔德沚送上去上海的英國輪船，自己則於政變前一周的7月8日辭去《漢口國民日報》總主筆，同社長毛澤民一起轉入“地下”。隱蔽半月，他得到指令：拿著一張二千元支票，去九江見某人。到了九江接頭地點某小店，見二個人坐在那裏，一是董必武，一是譚平山。董告訴他：“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並繼續帶著那張支票。我們知道，數天後，南昌就發生了“八一起義”，茅盾的使命顯然與此有關。但當他去買火車票時，卻發現停售。這時他聽人說，可以先到牯嶺，從牯嶺翻山下去即到南昌。就這樣，茅盾上了廬山。上山後，“突然患了腹瀉，來勢凶猛”“三五日內尚不能行動”，“又躺了三四天”方能起床“稍微走動”。這時，他遇見有名的“革命美女”、曾在漢口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外部任職的範誌超。範告訴他8月1日南昌發生了暴動，“現在南昌是葉挺、賀龍的部隊占著，情況不明”。範誌超提到，過一段時間她就要回上海。茅盾說他“也要回上海”。於是約定“一路走”。8月中旬，範誌超托人買來船票。船到鎮江前，茅盾心生一計，“考慮到在上海碼頭上容易碰到人，不如在鎮江下船，再換乘火車”。他把行李托給範誌超，自己在鎮江上了岸。剛下碼頭，便遇軍警搜查，那張支票被發現；茅盾“急中生智，低聲對他說，這東西我不要了，就送給你罷。那個兵遲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進口袋裏，讓我走了。”
這就是“從牯嶺到東京”的開始。我感到，八十高齡的茅盾寫這一段時，內心仍有不能麵對的苦楚，一些關節處語焉不詳。時間定格在了牯嶺那個地方，仿佛凝固。如果當時能夠買到去南昌的火車票順利而往，如果不是那場腹瀉，如果沒有遇到範誌超並聽說一些消息……他會不會出現在南昌，完成使命的同時成為“八一風暴”的一員呢？假如事情這樣演進，等待他的會不會是另一種人生軌跡呢？這些，都無由想象。現在，我們不知道他怎樣放棄了使命，在他對範誌超說出“我也要回上海”這句話之前，存在太多的空白。我們隻能看出來，變化是隨著遇到範誌超而發生的；那麼，範誌超究竟和他談了什麼，這些談話究竟對他有什麼影響？範誌超也選擇了流亡國外，她去了南洋，後到美國做家庭教師以及國民政府駐美使館工作人員（成江《舊時代的叛逆者範誌超》，《鄭州日報》2008年3月17日）。但我們更重視的是他自己的內心活動，可惜《我走過的道路》絲毫沒有流露出予以剖陳的意緒，唯有那個細節——他中途改在鎮江下船以便潛回上海——能讓我們捕捉到一點他心念之動。
他不能麵對的，是那樣一個字眼：脫黨。在所有的敘述中，我們沒有在一處地方見到他使用過這個字眼。他努力回避它，而且似乎是在運用語言的組織把事情說成類似失去聯係那樣的意思。可是他無意中提到一件事，顯示潛回上海後，他仍然能夠跟黨聯係上；這就是那張“失掉的支票”，茅盾說自己“當時報告黨組織”，而黨組織則向銀行“掛了失”。
我在《齡同世紀看夏衍》裏寫道：
（“四·一二”之後）當他詢問入黨介紹人鄭漢先，自己夠不夠格入黨時，鄭這樣說：“行，特別是在這個時刻，報上不是常常可以看到有人退黨嗎？怕死的要退，要革命的就該進。”可知當時除遭殺害者外，主動退出的共產黨員實非少數，曆來黨史指責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令黨蒙受慘痛損失，注腳大約在此。亦因此，凡在“大革命失敗”後入黨，都被目為特別勇敢的舉動，本人亦大可引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