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卻談何容易。這部作品，實為茅盾情所獨鍾，他嚐對家人表示，在自己作品裏，“比較滿意《霜葉紅似二月花》”（《父親茅盾的晚年》）。足足32年，“沒有續寫一字”；可是1974年，在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圓中斷多年的“創作夢”的掙紮時，他選中的，正是續寫《霜葉紅似二月花》。仍然從一貫的起點大綱入手，寫了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的大綱（實際不止此數，第十八章大綱題曰《以後各章的梗概與片斷》），列出極詳細的人物表（凡41人），且手繪一幅場景示意圖。嚴格說，續寫尚未開始，但僅這些大綱的文字，便計約6萬字（已收入吳福輝編《茅盾作品經典》第4卷，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工程實在浩大；所以我們看到的這次“續寫”，連大綱亦草草未完，到頭來，《霜葉紅似二月花》還是32年前的那十四章。
然即以半部《霜葉紅似二月花》來看，茅盾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在其間明顯抵於一個新的層麵，一種“絢爛已極，歸於平淡”的境界。如果有人於《子夜》尚可挑剔其“理念先行”、“人物概念化”，那麼這類痕跡在《霜》作中都了然無蹤。我認為這基於兩個重要進展。一是回到了故土，回到了童年，國家、社會的現實不複從浮泛的大時代概念中找尋，而是從個人血肉般成長經驗去呈示；《霜》作的故事發生地，明顯深刻著烏鎮的印記，人物關係、生活情態都化自作者所生所長的生命記憶和體驗。二是語言的質感和行文的態度，脫略了舊有的“新文學”風格，《我走過的道路》說：“我寫《霜葉紅似二月花》，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圖通過這本書的寫作，親自實踐一下如何在小說中體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種“企圖”實際有兩個方麵，一是讓故事和人物更接近中國的生活感覺，二是在詞句和語感乃至敘事手法上掃除歐化模樣，歸於中國作風與氣派。茅盾這代人，是從舊文化中走過來的，對“純正”漢語的浸淫，皆有“幼功”；他們一度語言上的生硬或歐化，隻是為中國創造新語言的刻意情形，而一旦意識到向漢語自身語感回歸，對於他們實在是舉重若輕。讀《霜葉紅似二月花》，我驚異於它的語感：首先是雖然是一種“回歸”，但充分生活化，與生活融通無礙，絕非士大夫式書麵化的舊文人體；其次，漢語的筆墨韻味、文野之致，又天然妙成地滲於小說語言骨縫之內，每令人恍然如對《紅樓夢》，但又不存在任何直接對應的關係，而是神韻暗通。
議至此，又想到“文筆很差”論。陳丹青、韓寒的文字，我讀得不多，以有限的閱讀論，他們對語言都是有感覺的人，本不至對茅盾如是論。或者還是了解不夠所致。除了《霜》這本小說，還可以讀一讀茅盾的舊體詩、通信和回憶錄。別的不論（比如是否對現實主義不抱好感），單說“文筆”，茅盾獲評“很差”，未免荒唐。韓寒欣賞梁實秋，梁實秋文字以意趣見長，是有可賞性的。我覺得他與茅盾，是不同的兩副筆墨，不宜較其長短；假如非比較不可，那麼在我看來梁實秋之於茅盾，則有如扇麵之於立軸。
許多時候，人們的看法不惟激於時代，亦受製於時代。這些偏頗會由時間加以糾正。例如對二十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看法，甚至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看法等。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不能平心以論，是很可理解的事；將來總會回到客觀本身，給出是非恰當的認識。
綜觀茅盾一生，我替他所不能釋懷的隻是一點：他在已經抵達更好創作狀態時，終止了創作生命。除了半部《霜葉紅似二月花》，他在四十年代後期還擬好了一個計劃，為抗戰曆史寫一部五卷本的長篇小說《鍛煉》。
說來難以置信，但事實如此——我想說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長篇小說巨匠茅盾，未盡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