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語感
讀胡風及其朋友們的文字，“底”這詞曾讓我很別扭。我們知道，它是早期現代漢語的一個結構助詞，跟“的”作用相當，區別是“底”專用於表示領屬關係，此外則用“的”。但這種區分並非必須和一定，例如魯迅幾乎不用“底”（惟翻譯《苦悶的象征》時用了幾處，還在《引言》裏特意說明原因），毛澤東也從來不用；它隻在一部分新潮的城市知識分子的寫作中流行，其中，胡風派作家顯得特別偏愛。本來，很難說這偏愛有什麼文化的精神的意味，但我們注意到在五十年代，社會已普遍放棄了這個詞，或者說它作為一種用法實際已經死亡的時候，胡風們仍然堅持用它。例如在隨1955年第一、二號《文藝報》附發的胡風《三十萬言書》（部分），和1955年5月13日、5月24日作為“胡風反黨集團”第一、二批材料公布出來的那些私人通信裏，都隨處可見。這時候，我們似乎從中看見一種語詞對抗的態度——對共同趨向拒不認同、傳遞精神上的獨立、堅持話語個性特征……諸如此類。我相信胡風派對這個詞的堅持，有“不馴服”的、不肯融於“時代文體”的含意，有堅持“現代知識分子”語言標記的含意。研究延安文學時，我發現從大城市奔赴延安的作家，過去以及在延安初期，不少保持著使用“底”字的習慣，而《講話》以後，這種現象打磨掉了（當然，被打磨的遠遠不止是一個“底”字的用法）。在延安，發生了一場語言和文體革命；去“學生腔”或曰“知識分子味”，實現從“現代白話”向“革命白話”的轉變，乃其實質。所以，“底”字作為結構助詞的終結，確以建國前後為分界線，當“革命白話”隨新政權一道成為主流文體時，這個“底”字連同它的獨特韻味，就從之後漢語中消失——除胡風派作家這極少數、極個別的不馴服的人群以外。
語言對感覺方式和心靈，是重要而深刻的塑造。經半個多世紀的睽隔，今天，被主流文體塑造出來的我們，讀胡風派作品時猛然間恐都不免從語感上發生障礙。比如這個“底”字，最初，每次在他們文字中遇到，我皆須心裏暗中先轉換為“的”，方覺眼順，無形中不光很是影響閱讀的速度，節奏感亦為之大壞。可是，讀罷《財主底兒女們》，印象大變。不但先前別扭、窒滯諸感全消，進而還讀出了尋常不見的力度，洋洋八十萬篇幅中無處不在的那個“底”字，簡直非用它不可，倘若換成“的”，敘事話語的質地、分量，就全然是另一副樣子——正如我現在不把標題寫作“路翎的氣質”，而刻意寫作“路翎底氣質”一樣；此時此刻這二者對我來說，不論誦之於口，還是寓之於目，都根本不同，似乎必須寫為後者，才符合路翎其人在我腦海裏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