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主底兒女們》第一稿完成於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胡風攜往香港，輾轉中丟失。翌年夏路翎開始重寫，此番通信，即在重寫中，且已寫了四、五個月。而路翎此時不僅尚未讀過《約翰·克利斯朵夫》，連作者是誰亦不知——換言之，他壓根兒沒有聽說過這小說，足見《財主底兒女們》的寫作與《約翰·克利斯朵夫》沒有關係。搞清這一點，我非但未覺失望，反倒益為吃驚。《約翰·克利斯朵夫》精神的強大，曾令我斷然認為，以中國作家的精神力，決計寫不出來這樣的作品。可是眼下我卻汗顏不已地發現，遠在四十年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位這樣的作家和一部這樣的作品。我為自己的汗顏而高興，而激動。說實話，如果不是這部《財主底兒女們》，不足以顯示路翎的強大。他的中短篇，能讓人認識到他的某種孤絕、強悍，但畢竟篇幅所限，還無法容下他巨大的才華、展覽他超拔的心性，而八十萬字的揮灑，終於把這一切一瀉千裏、淋漓盡致釋放出來。我想說，《財主底兒女們》帶給我們的激動，不是基於“外國有的，中國也有了”這種廉價的滿足。我們知道，《約翰·克利斯朵夫》原型取自貝多芬，是對這位暴風雨般音樂天才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崇高、慈悲、博愛、堅忍、高貴、永不沉淪等等人類最好品質的詮釋與歌詠。我自己曾把這種品質、這種追求、這種人命名為“精神貴族”。羅曼·羅蘭筆下，克利斯朵夫同肉體、生活、陋識、偏見搏鬥終生，艱難然而堅定地朝這方向走去，路翎的蔣純祖身上同樣是這種意誌，他們血管裏流動著同樣的生命熱情，他們是同一種“人”。所以，《財主底兒女們》給予我的激動，首先來自它的精神力，是對一種憑理性判斷一望可知的精神高度的確認；當然我不否認，這激動裏麵有所謂“彌足珍貴”的特殊感觸——平心而論，歐洲與《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同樣精神重量的作品實非少數，但在中國，在個人自覺、悲劇意識和宗教情緒並未發展抑且相當欠缺的文化傳統下，《財主底兒女們》的誕生，無論如何意味著超越。
我們不為《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現感到困惑，它應被視為“五四”以來中國的人文精神有所解放、有所拓展的明證。人文精神的解放、拓展在前，路翎的天才與之交觸、相擁而孕育、誕生這一結晶於後。我們困惑的，倒是從這一精神高度的大幅的後撤與退卻。檢視《財主底兒女們》之後的中國文學，何曾有作品在精神力上令人如此感佩，精神孱弱又重新成為我們作家普遍的軟肋；不單五六十年代，縱然“文革”以後，也是欲振而乏力。當年，有讀者讀罷《財主底兒女們》，寫信給路翎：“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熱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擁抱力，驚人地震撼了求進步的青年人的心，”八十年代，猶有讀者回憶昔日如何在一部《約翰·克利斯朵夫》、一部《財主底兒女們》陪伴與激勵下，“用滾燙的年輕的心，去接近和理解書中的主人公，同他們一起經曆痛苦，經曆奮鬥，經曆折磨，經曆流浪，經曆創造和再生。”（參見曾卓《路翎的悲劇》）這些，是怎樣刻骨銘心的感受。然而，舒蕪證實說，僅僅到1952年，除了當年那些讀者，《財主底兒女們》“已沒有人聽過它的名字”了。這又是怎樣迅捷、不可思議的精神斷裂！
就《財主底兒女們》而言，“時代浪潮”是一種拙劣而醜陋的力量，它就這麼把一件燦若寶石的傑作，衝卷到死寂黯淡的角落，使幾代中國人全然不知自己的文學史上存在如此瑰麗的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