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拿起《財主底兒女們》以前，還有一個小插曲。就像本文開始時談到的“底”字一樣，這個插曲也跟語詞有關，它來自作品的名稱——說來好笑，我曾以為《財主底兒女們》是一部鄉村小說，還暗自猜想與“土地改革”有關。所以如此，無知之外，確由“財主”兩字引起。這麼多年來，伴隨著層層疊疊的革命敘事，在我的感受中這個詞與“地主”並列，一經提起，眼前便浮現頭戴瓜皮帽、身著綢馬褂的“老財”形象，如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那一類人。然而開始閱讀不久，我就發現，原來四十年代的“財主”一詞並沒有我腦中的土地主的色彩，倘置換成現在詞彙，它大約比較接近“富人”的意思。我不知道別的讀者是否會有我那種誤解，如果有，借這機會提示一下，《財主底兒女們》轉為今義，其實是“富人的兒女們”。
——那“富人”，便是蔣捷三，古城蘇州的頭等富戶之一，祖上是前清顯赫的官僚，如今在蘇州、上海、南京都廣有產業。他的正室，給他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另有庶出的兒女若幹。他還有一個寡居的妹妹蔣秀珍，她有自己的女兒、女婿，外孫、外孫女。故事就在他們中間展開。
我們可視它為一部“家世小說”。這方麵，中國有其最偉大的作品《紅樓夢》。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紅樓夢》之後，小說鮮有可以望其項背的作品。我建議他們讀一讀《財主家底兒女們》。我自己閱讀，不止一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紅樓夢》。這跟它們同屬“家世小說”有點關係，但主要不在此。我覺得，《財主底兒女們》與《紅樓夢》是在同一水平線上的。雖然它不如《紅樓夢》那樣完美，但達到了那樣的層次——它可以跟《紅樓夢》一道，從一個明顯的高度，俯視中國的許多小說。與二十世紀作品相比，《財主底兒女們》的卓異，尤為突出。在感情的純粹、筆力的精削、線條的幹淨、心思的透徹上，是罕見甚或僅有的。
而在精神哲學上，《財主底兒女們》與《紅樓夢》並非一路。開卷不久，我就覺得有一種熟悉的精神被喚醒，那是我二十歲出頭時捧著《約翰·克利斯朵夫》連讀數遍感受到的東西。它們精神上的神似，讓我非常吃驚，不禁想象路翎或許深受羅曼·羅蘭這部小說的影響。當我去求證這一點時，發現並非如此。1942年10月10日，胡風信中第一次對路翎提到《約翰·克利斯朵夫》，語中透著過癮和痛快：
最近讀了《約翰·克利斯朵夫》，多麼想給你和門兄（即阿壟——引注）讀一讀嗬。這是理想主義，甚至帶有宗教的氣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覺得受了洗禮似的幸福。是，這是理想主義，但現實主義如果不經過這一曆程而來，那現實主義又是什麼屁現實主義呢！
對此，五日後路翎回複說：
《約翰·克利斯朵夫》，沒有讀過，不知是誰的作品？然而我也有一種理想主義，洗禮的，或生活底童年幸福，這是我把《兒子們》（即《財主底兒女們》，路翎曾為它擬名《財主底孩子》、《財主底兒子們》——引注）放到滾動的多麵的生活裏去之後發生的，它們底生活顯得美，小孩底裝束和喊叫使我幸福——這就是我底理想主義。別人寫他們底一麵，判斷他們沒落，那空氣沉悶，不像生活；我寫他們多麵，知道他們將來如何，覺得美。教條家不會願意這樣的——我預備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