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超越時間，也超越了中國
1945年7月3日，胡風為巨著《財主底兒女們》作序，第一句話就鏗鏘有力寫道：“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但是，1952年舒蕪重提這句話時，卻大聲奉勸著路翎：“十年過去了，睜開眼睛看一看吧！”隨後他發出這樣的譏笑：
時間所證明的是什麼呢？除了我們自己和當時讀過的人之外，恐怕已沒有人聽過它的名字。（《致路翎的公開信》）
至少在當時，舒蕪的話比胡風的話有力得多。舒蕪的文章，大抵充斥了假話與偽證，但這一句當屬例外，因為它不過是在指出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其實，舒蕪還算客氣，《財主底兒女們》出版距1952年尚不足10年——據《胡風回憶錄》，此書的上部幾經周折，1945年末由希望社出版，而包括上、下部在內的全本，直至1948年春節期間才出版；如自前者論，距1952年約七、八年光景，如自後者論，則不過僅僅四年。短短四年時間，舒蕪就敢於在權威文藝刊物（公開信登載於《文藝報》）上聲稱，《財主底兒女們》除了“當時讀過的人”，現在已沒有人“聽過它的名字”。
這樣的下場，可謂慘不忍睹。它客觀地反映出路翎和胡風派解放後三年來大勢去矣、極度邊緣化的事實。時代的選擇或淘汰，絕非如理性宣稱的那樣可以信賴。起碼我個人認為，的確有許多理該被淘汰掉的東西，可絕不會是《財主底兒女們》；即便我不以它為二十世紀首屈一指值得傳諸後世的長篇小說，也會將其列在前五以內。然而，僅僅四年，時代就已經把它淘汰得無影無蹤，以至於它的“名字”也沒有人“聽過”。而這樣的曆史，一下子就延續了將近五十年，直到1985年3月人文社以“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原本選印”方式重排《財主底兒女們》，這部光彩照人的長篇小說才重新與讀者見麵，而這根本不足以彌補四十多年閱讀史空缺對這部作品以及它的作者的曆史影響力的巨大損傷。如果不是那次時代的“淘汰”，我可以蠻有把握地說，路翎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地位，會遠遠地超過許多人，包括其中儼然是所謂“大家”的人。然而現實是，一直到目前，社會對他的認知，與他作品本身的分量、重要性之間，差距仍然巨大，一般讀者或更處於基本陌生、一無所知的狀態——這也是為什麼本文先前要不吝筆墨，講一講他在文學精神上的紹承，對其文學主張、創作特色加以闡述。
其實我自己原本就在那個對路翎“一無所知”的行列之內。我生於六十年代初，成長階段正好趕上“文革”（1966年入小學，1978年高中畢業）。“成長”在這樣一個時間段，對曆史、文明的蒙昧可想而知。但就我自己的感覺，之所以對路翎“一無所知”，並不是由“文革”這個特殊時期造成的。“文革”間，雖然許多作家、作品被打倒了，但有不少我卻還知道名字，比如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祥子》、曹禺的《日出》、茅盾的《子夜》、葉聖陶的《倪煥之》……甚至許地山、王統照這樣較偏僻一些的名字，也知道。這些作家作品，雖被“文革”劃入禁區，但解放後前十七年他們都還在文學話語裏麵好好地存在著，像許地山、王統照的文集，解放後都曾出版過，因此倘使趕上一定機緣，像我這種年齡的人仍可能了解到他們的存在（我自己當時是借父親緣故在大學中文係資料室裏見到了許地山、王統照的書）。然而，路翎卻完全不同。解放後，這個人連同他的作品，幾乎被抹得一幹二淨；大致上，除去五十年代對“胡風集團”展開批判而出版的那些東西中可以看見他的名字，其餘便了無痕跡。可以這麼說，到八十年代中期恢複對他作品出版以前，中國人簡直沒有任何機會去接觸他任何一個代表作。這種封殺的徹底，真是可怕到無以複加的地步。而且由於這樣，“文革”後他回到人們視野中，也還要經過一個不短的時間才能被重新認識他的價值，畢竟對這位作家的文學閱讀與解釋，中斷了四十多年，認識需要一個重新積累的過程，才能逐漸達到恰如其分的程度。如果認識本來是到位的，1985年《財主底兒女們》的“起死人而肉白骨”，理該是一個大事件，在文壇引發巨大反響，可實際卻波瀾不興，盡管這一版人文社印了7萬6千冊，當時至少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現有的一套，是隔了好些年從舊書攤買到的，那時，路翎已經辭世，而我剛剛意識到這名字的分量。坦白地說，作為一個文學從業人員，我有愧憾交集之感，因為當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一個作家仍然在世時，沒有得到認真的閱讀，甚至我們這些負有義務的讀者，也沒覺察到應該好好地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