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自巴顏喀拉
北緯35°、東經75-100度之間的昆侖山脈猶如青藏高原的一支最長的脊骨，雖其高峰沒有南緣對青藏隆起大陸起到托舉之力的岡底斯山喜馬拉雅山並行兩脈的8848米的珠穆朗瑪高，卻對其整體山係的突起走勢起著脊梁作用，如果沿用屋脊之喻，昆侖是真正的承重大梁。東部巴顏喀拉山隻是它的一條青色肋骨，偉岸不如，卻峻拔有餘。東西走勢稍稍偏些南北取向的地理上父子的昆、巴兩山中間。5214米海拔的雅拉達澤峰成形關結，站在這樣一個凝注點，一眼可見海拔4500米的高原東北，西雅合拉達澤山，東阿尼瑪卿山，南沿是作為長江黃河水係分水嶺的巴顏喀拉山，北界在柴達木盆地南緣的布爾漢達山，四座北緯34-35度、東經95度14′-98度30′之間5200米以上高峰措架的骨骼中間，是血量豐盈溫潤的心髒部位——一東西長220公裏、南北寬150公裏的河源帶，以多石峽峽穀為東界的話，這一寬穀帶可延長到342公裏，其中可見溫濕的高山草甸向幹寒的高山草甸的帶際分界，和高山草原與幹寒的高山草甸的區際分界，對於不識草木之人，似乎僅有深淺區分，灰黑各異。在山坡的鐮棘頭、墊狀點地梅、披針葉黃華、黃芪，階地的香菁、高山紫菀、垂頭菊、河生風毛菊，湖濱藏蒿草、點地梅、馬先蒿賴以生長根係糾結如彈性氈被的草甸土上，黃羊、羚羊、野牛、驢子、飛鳥狂奔起落的布爾漢達山與巴顏喀拉山夾挾的寬穀帶的4300米海拔的高原上，紮陵湖與鄂陵湖以及如孔雀翼斑或列星散開的大小湖群，聚散合圍。動脈的源起隻是巴顏喀拉的一滴水，沿了東經96°北緯35°的某一點，點點滴下，步步東進，在約古宗列這隻東西20公裏、南北12公裏於海拔4500米高處支起的“炒青稞的大鍋”中，那泉般清澈的水流激進，巴、布兩山夾挾之間，雅拉達澤峰下，形成自北而南的紮曲、約古宗列曲、卡日曲三支水流，將約古宗列盆地與星宿海連而為一。這裏列星分布，河道至此彙流而闊，又稱瑪曲，意為孔雀河，取其河在水泊之多繁如孔雀羽翼上圖案而喻，三水交彙的一條水流北接納馬列曲水，繼續進程，至到灰白色的紮陵湖擋住去路，這條水脈並不以湖為目的，它竟穿湖而過，把個526平方公裏麵積的紮陵潮拋在身後，8米副13米的深水無法阻攔住，東行路上它重又變作一條水脈，南接皺瑪曲和多曲在巴顏和欠山東部合彙的一股水流，在其北部巴顏朗瑪山的注視下，一條長20公裏、寬300米的峽穀護送下，鄂陵湖西南緣接納了勒那曲之後一倏滑人了麵積618平方公裏的青藍色長湖闊水之中，仍然不是終點麼？鄂陵湖北，一脈水流穿湖而出，20至30米的深水也不是居所，北而東，其南岸的海子散落得已不是那麼明顯和多，又一兩支不知名的水加入進來，河寬由一滴水到一湧泉到2米再到6至9米河床寬的這段行程，才隻是一個開始。河大約一開始並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但是她在沼澤湖泊間自覺擇著路，她起初不知道要到達一個什麼地方，她隻知道那個要到達的地方需要如此一直擇路而行。
從一個叫紮陵地名的地方到原稱黃河沿的瑪多，這段水脈，始稱黃河。
清人俞樾曾作《黃沙歌》，卻寫在吳淞口，“出吳淞口數百裏，海水忽黃”，這時的舟人告訴他，是黃沙所致，黃河中的泥沙隨流人海，將個藍色染成了黃。2000年9月底我專程赴吳淞口，看到的是一派江流，雖然隻立於岸上風中，沒有乘舟遠去數百裏外。但是那澎渤漫流的泥沙黃仍然給我深的印象，無法驗證載了百多年前俞樾的舟人的解釋對否，長江人海所攜的滯重近年似乎也不比黃河更少，然而我還是願意相信當時俞樾眼中的形象，“其勢甚猛，不能遽消，因成此色”——他是稱之為奇觀的；因為它太像黃河的性格，衝決、執拗、孤傲，雖然大多時候眼見的是它的雍容、厚道，但它的剮烈崢嶸卻深藏內裏，所以《黃沙歌》末尾一句“黃河千裏百裏奔騰來，其勢不能遽與海為一”，實在寫出了河的個性，設想在“海色與天光，上下同一碧”的無端滄海中，一脈韌流萬裏而來，卻並不與所要彙流的水波全然融入，而是保留著自己矜持的姿態，在一汪比其更宏大更廣博的水中以自己的流向向前走，開拓著它挺進的正路，這一點，雖沒有與俞樾站在一起，穿越了百年的時間去看，但是1999年8月和2000年7月在黃河人海口，我是親見了的。海天合圍中，仍然有清楚可辨的水流，不混不躁，它默默前行，讓追它萬裏好像都用了一輩子的人隻看到它的背影，兩麵的藍夾挾著一條黃，或者是那河硬從海水中衝決出了一條黃練，那種姿態，讓人想起衝決千山萬壑的水的堅韌，它哪裏服過輸呢，在更龐大過多少倍的對手麵前，那一刻，湧上心的不是博大，而是自尊，是河的自尊。它就是流到了海裏——這個它從高原開始經由山巒草原平原完成的東流人海的夢——它在這個自己的夢裏也還是慎己自尊。兩次在人海口，一次距黃河人海位置60裏，一次向前推進了40裏，當地人說距真正人海處還有20裏，已是泥沼淤灘，無法下腳了，必乘船去，但兩次領略到的景象都令我無法平靜，無論對手還是夢想，無論阻隔它的事物還是它要達成的目的，都沒有能讓其舍棄自己，而且還非要那以前人海口的海也隨它改了名字叫黃海，這種性格，難說不正是一個民族的，除此，我沒有在曆史上的哪個民族中見識過如是品性。難怪俞樾會在吳淞口看到黃河以沙呈現的猛勢，難怪在江河之大歸宿的海上歎日一條河千辛萬苦曆經艱難地奔波了來卻不與海為一的個性，難怪會在見識了這性格之後仍不罷休而非要以賦為證，而這稱作歌的文字中難怪也要為這條卓越超拔的河尋一個源頭了。“昔人探河源，雲從火敦腦兒始。我行未至昆侖虛，未識河源何處是。”開頭四句其實也說著詩人今日才識韓荊州的相見恨晚的未識河源的遺憾。河源河尾，可以洞悉大學者俞樾當時當地胸中波瀾的細縷變化，未識河源何處是，大約是每一個站在人海口想要窮盡一條河的人的真切感受。在第二次於人海口獲得這種感受26天後，我上了高原源區，想看到它的源頭。
俞樾詩裏言及河源，講到了兩個地點，一是“昆侖”，一是“火敦腦兒”。這兩個地名，是河源誌——如果有這麼一部巨書的話——必得穿越和注釋的詞根。它們，在地質史、地理史、人文史乃至文學史上意義非常。先說“昆侖”，最早認識它不在地理識本，而是不斷複現的曆代詞句，以至於“昆侖”這個詞在幾千年人文積澱中漸次奪走了它地理的具體含義而變得成為某種象征或形容，然而要將昆侖一詞也溯“源”的話，《山海經·北山經》中“……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入泑澤。”
出於昆侖之東隅“實惟河原”不論，可以查考到確切著者的最早寫它的人是戰國時期楚人屈原，“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這首祭祀黃河之神的樂歌為《九歌》中的第八篇，《河伯》在擬人化裏使用的是那個地域最常見的神話修辭。那個時代大約是沒有任何工具方法測量河源的，去河源的路冰封著，何況哪裏找得到車輦，“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也隻是傳說中的交通幻想，其中不乏楚地文化的讖巫與瑰麗，其後“魚鱗屋兮龍堂，柴貝闕兮朱官。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更是奇詭，巫、美莫分，前衛激進，然而更奇的是楚地這樣一個長江流域地理所在，一個不說足不出百裏——有被罷黜後的顛沛流離為證據——也足跡未出楚文化所在地的從大夫貴族到了一介布衣的始終都具書生本色的詩人，又身處戰國那樣一個戰亂頻仍中原爭勝而不斷根本無從也無法以任何哪怕簡陋至極的手段考察河源的時代，他是怎麼、從哪裏知曉昆侖的呢？《禹貢》書成戰國，然而它對於禹之治河的記載卻從積石起，“導河積石”記的是第一句，緊接便是“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盂津，東過洛訥，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此中雖說治水，但也寫出了黃河的動向流線——開篇所引晉人成公綏的那首賦與這一節文字可謂有著照應，《禹貢》所言就是這些，並投有涉及河源，而“河出昆侖”一說，見諸正史文字卻在晚於屈先生的《史記》，中原戰事落定塵埃之後，與屈原相隔了兩個朝代的司馬遷《禹本記》中才有這樣肯定的字眼，當然不是屈原通過時光隧道可見的，那麼在他之前，也一定有“昆侖”語及河源，抱著這樣猜想，在以下諸書中終查到隻語片言，列作補遺——《穆天子傳》中是“天子自昆山入於宗周萬裏，西土之數，自宗周纏水以西，北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千有四百裏。白陽紆西至河首四千裏”；《爾雅》中是“河出昆侖墟，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山海經》是“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昆侖墟”也正是清人俞樾那首於東海之上作的黃河歌賦中言及的，這三部書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著者均無從考，穆天子有諸種猜測，但時隔迢遙，舉證困難，學術上的多說有時也近於無說的，由我直覺，屈原所依，大約《爾雅》，而且向後推，太史公《史記·禹本紀》也是以此作為憑據的，因為“河出昆侖”語確與《爾雅》“河出昆侖墟”句取著敘述修辭學的同構，當然隻是推測，學界講求環環相係，然而考證到一定時期，總有數個接不上的鏈條，而能夠拿來作了往下敘說的依據的，便是經由環環所係的曆史之學練出的直覺自信，好在並不承擔地理學的勘查之任——那是必以無差毫厘的事實為依據的——但具體如黃河源頭，又打破著或者不能不打破著這一點。無差毫厘？對於曆代源地科考家而言都是一個再理想不過的概念，這已經為千年來——以元代都實作為第一次正規意義探源的話——的源地之爭所證實。就是不作科學考慮，單“昆侖墟”這一大膽推論——西漢之前，戰國之前誰人去過河源——就已經讓人不能解釋了，它的由來，難道隻是古人坐在幃帳中的想象？屈原之前，同時代的那些個如穆天子般化名的作者又都是誰，什麼人？如果一味糾纏，不下於如今任何一個科學無從解開的地理謎團。然而，“昆侖”留在了詩裏，並代代相傳，並言傳襯托著河的氣魄，“潛昆侖之螋極兮”，晉人開始的詠吟，到了唐、宋，一下子有了一個噴發：“誰開昆侖源，流出混沌河”；“何處發昆侖，連乾複浸坤”；“解通銀漢應須曲，才出昆侖便不清”。唐代盂郊、薛能、羅隱的詩各從地質水質寫河的氣勢特征：“西至昆侖東到海，其間多少不平聲！”；“派出昆侖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活活何人見混茫，昆侖氣脈本來黃”。宋代邵雍、王安石與蘇軾又各從地理跨度與人文表征來描述。到了元代，是許有壬的《水龍吟·過黃河》，其勢更大：“濁波浩浩東傾，今來古往無終極。經天亙地，滔滔流出，昆侖東北。神浪狂飆，奔騰觸裂，轟雷沃日。”昆侖東北，更指出具體河源，與《山海經》中“昆侖……河水出其東北隅”取著對襯。有意思的是到了清代，“昆侖”一語詩中銳減，而以“天上”、“西域”等更其廣闊的地理範疇代之，比如陸嵩“黃河之水西域來”，比如前麵提到王士稹的“天卜黃河萬裏來”，白衣保、姚椿的詩，還有丘逢甲《秋懷八首次賈孝方韻》中其一的“人夢人間無白日，洗愁天上有黃河”，詠懷間卻失了考據，要知道那可是持代最為發達的技藝呢。我也發現像俞樾詩言“昆侖”者少乎其少，更遑論“火敦腦兒”這樣方言。但是另一方麵，也正是清代，在探查源頭工作中可說是它之前各朝代做得最細致的，至少四次，前赴而後繼；讀史冊史錄，都讓人覺著這樣一個朝代的人有著一種對於地理自然的天然癡迷。同時，清代也是曆代黃河發水最頻仍的朝代，不說“道光二十三，黃河漲上天”的1843年，黃河特大洪水，萬錦灘一日“長水五尺五寸”，而據史料和洪水痕跡的水文推算，是陝縣洪峰流量達每秒36000立方米，坐在現今的花園口東堤柳樹下，去問南月堤村或者李西河往西單（讀音膻）東單西村的任一戶農民，最怕的數字是22000立方米，兩萬二，那已是他們生命心理承受的極限，可想而知三萬六的意味；也不說鹹豐五年1855年蘭陽銅瓦廂決口後先西北向後東北折所淹無數村莊，行至長垣蘭通集分兩股，至東明雷家莊又分兩股以致造成曆史上著名的黃河大改道；也不說清朝初建順治在位17年的兩三年一決口到最後三年的年年央口，就是被稱為聖祖睿智勤政的康熙，在他在位統治可謂曆代帝王中最長時間的61年間，幾乎也是一部與黃河洪水搏鬥的曆史。從後人稱為康熙元年到康熙十五年的他初安社稷的頭15年，也是安瀾一事的奏本與批複每年必在處理的當務之急的15年，1662年至1676年，也許政通人和，然而對於一個年輕有為想望宏圖大展的皇帝而言，黃河幾乎是不配合的姿態，它年年發水，在15年的時間跨度裏，河決原武、祥符；河決睢寧；河決杞縣、祥符；河決河南及安東；河決桃源、蕭縣；再決桃源；河決清河；河決曹縣、單縣；寧夏河溢；蕭縣、清河黃河濫決；河決蕭縣、邳州；河決桃源：河決徐州、宿遷；河決宿遷、清河；……1991年黃河水利委員會編撰河南人民版的《黃河大事記》中的這串文字讀來讓人窒息；相信如是我們今天稱為電報語的文字，也是康熙每年都要麵對的，翻開一折，再翻開一折，每年都定期出印似的有這麼一折，那些地點到了後來可能已經不重要了，難的是每年都如溫習般的那“決”與“溢”的認識，於是“河”在此種不能令一位聰明的年輕帝王愉快的閱讀當中，成了他安民定邦統治生活中的一縷陰影，此種不安還包括在已經打下的江山——其中的“江”還少安勿躁，河山中的“河”字卻日日糾纏，並不服了那馬背上的贏取，難道這就是在草原邊關也時有耳聞無論戈戟還是安撫都不曾征服的中原，它以“決”的形式奔突衝撞，有些置之死地，有些沉舟破釜，更有些不惜魚死網破的對合作的大拒絕。不俯首臣服？大約是的。並投有演繹成分，它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的曆史不止一次打破著任何過於現實的客觀書寫，而且也正是這一點，讓康熙既恐懼又贏服，讓他不能不對中原文化另眼相看，從而成為漢族以外民族治國者中最重視中原文化傳統的人，以至於熱衷到對於本民族的無積澱到了深惡地步；同時，也正是這條河的提醒，那“決”或“溢”的刺激使他不會不掂出那冥冥中的一個當是時處於贏弱地位的民族的重，它的說話方式也是那般激烈，非不如此而不能，我想，是不是正是這一點，是那個由中原外的一外“異”族統領天下的清朝在曆史上留下了其他任何朝代都莫能比的對於黃河河源的考察報告呢？不能說全無關係，盡管有它所處年代的科學與交通優勢，盡管可能仍有史學家的其他認識，但是，康熙內心深處，不可能麵對他當皇帝的頭15年內年年決口的黃河無動於衷，這個以凡事求其真、有著探索癖的人不可能不產生調動自己才智外的權力去考究這樣一條在自然意義上幾成了他政治的敵人的河的源脈的興趣。果然，河道總督們的身影在各段閃逝而過，針對他們“不利”與“無功”的撤換也時有所聞。到了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再坐不住，親自出馬，南巡至清口閱河指示，此後，康熙二十八年、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又三度臨河，“黃淮為患，衝決時聞”當然已成心腹之患，這時平素自信的他在河的問題上似乎已經不大相信任何人，親自去看，所鬩之河當然也已不是唐代詩人筆下的風情，這時的河贏得的文字在才氣過人的康熙那裏也已不是許，而是批示這樣一種公文，時隔300餘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當其時一位想望在更高意義上平天下的帝王的焦慮。在那份1699年康熙對大學士何桑阿、河督於成龍的諭書中，他寫：“河道國儲民生攸關”，這篇諭書，可說無一詩景，卻讀來不能不為之動容：“由運河一帶至徐州迤南黃河……底高灣多……又至歸仁堤、高家堰、運口……堤岸愈高而水愈大。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溢，沿河單以築堤，終屬無益。”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為了這個建議他做了個常識對比：“若黃河淤高二尺，則水高二尺，淤高一丈，水即高一丈”；“若黃河刷深一尺，則河之永少一尺，深一丈，則河之水淺一丈。”他的設計是“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而行”，結果是運河無漫溢之虞，下河淹漫之患可除矣，最後的征求——“是否？”一問是誠意的，可以聽得到那聲音，一切都商量米，“不得以朕旨為必是。朕亦是一時意見，亦不保其必然”，是那結語。卻正是那個對比讓我感念，行文直白，辦法卻幼稚，然而這位理朝政的國君卻真的很認真地在想河的問題，治理方案也許並非實際，但那躬親與篤誠的樣子卻躍然人紙。他並不指示概念綱領，而提出具體方法手段，以一國之君參與於一個河督所應盡的義務責任，單這一點足以證明黃河在其政治生涯裏占據的位置。